余東旋家族與余仁生 (4)

三座余園

據說有風水師告訴余東旋，只要他不斷興建堡壘，即可令他長壽。其實這位風水師便是他的父親余廣培。

余東旋出生那天剛好是農曆六月十三『魯班師傅誕』，父親就說他命中註定一生都要大興土木才得以長壽[A1] 。於是，他在星馬和香港建了至少12座堡壘式別墅，均座落於風水甚佳的位置，而建築則帶有濃厚的歐洲風格。

亦有人指出余東旋妻妾子女眾多，所以實際上亦可能需要不同居處，藉以將他們分開，以維持家庭內部和諧。

他在香港興建的三座堡壘式的府第，分別在般咸道、淺水灣和大埔。三座府第都建築得十分宏偉，有如童話裡的古堡，且皆位於昂貴的地段，當年無人不識。

這3塊地是余東旋於遷居香港前幾年 (1927年) 以總數50萬元買入[A2] ，然後立即動工興建，3所府第均稱作『余園』，但英文名字則不一樣。

西半山般咸道的那間，位於半山警署對面，英文作Euston，是余家的主宅，佔地38,633平方呎。余東旋以18萬港元從一位退休的英國人手中買下這塊999年期的地皮。堡壘外牆花崗石興建，需時7年，內部裝修3年，興建費用達數百萬元。

建成後內有房間60個，分中央主樓和東西側翼3部分。中央部份樓高6層，是香港首間住宅裝有電動升降機；中央大廳樓底高20呎，配以金壁輝煌的金箔裝飾，與皇宮無異；每個大廳和每間房間的設計都模仿某年代的歐洲建築風格。東西兩側翼分別飾以中國民間故事雕塑的立體壁畫，以及西式的天使裸女浮雕。古堡後面是依山勢而建的過萬呎花園[A3] 。

這座余園建成後成為香港上層社會的社交中心，1939年5月19日次子經綸及4子經鉞兩兄弟同時在這裡舉行婚禮，出席的中外嘉賓達千人，余園內衣香鬢影，盛況空前。

般咸道余園。

般咸道余園。

半山余園花園下望西營盤。

余東旋第5夫人廖正而在大廳中留影，背景的盔甲武士現放在中環余仁生總店，為鎮店之寶。余東旋孫兒義明多年後說：『入屋第一眼就望到圓形大廳中間個盔甲騎士，我以前好驚佢。……驚裏面有鬼。」

淺水灣的余園 (Eucliffe) 是余家的度假別墅，1927年開始，動用300工人興建，1931年建成。堡壘矗立於淺水灣畔，依山而建，鄰近淺水灣酒店，佔地105,007平方呎。

堡壘有一座主樓和3座高塔。主樓是一幢兩層高的建築物，地下有大堂、客廳、飯廳和廚房，二樓則有多間睡房和儲物室。中央部份有個圓頂，上面畫了天使壁畫，活像羅馬西斯丁教堂。

大廳有大量貴重的玉器裝飾，此外還有中國和印度來的銅像、意大利的大理石像、歐洲的水晶、英國莊園的壁爐和盔甲。余東旋在這裡開了很多次宴會。

主樓前面有一花園，後面則有一標準游泳池和網球場。堡壘正門兩傍有一佛像和一英軍銅像。

那時打理整座堡壘需要27名僕人，比住在裡面的主人還要多。[A4]

網上流傳的淺水灣余園照片。其實照片裡面看到的並非余園的主樓，而是副樓和後花園，圖中可見後花園中有一溫室，右下角是泳池。

淺水灣余園後園另一照片。

淺水灣余園的主樓正面，可看到前院的弧形廻廊，後面遠處便是另一照片中看到的那座副樓。從副樓那邊看過來，主樓被樹木遮蔽，所以看不到。

 

政府圖書館藏的1963年淺水灣照片，看來是從余園望向沙灘，圖下方有一士兵人像，可能是古堡拆卸後余家捐給政府的那座，詳見下文。

大埔那座余園的英文名字最特別，叫Sirmio，是意大利北部湖畔的一條古老村落的名字，可能余東旋曾到過那裡，而又喜歡那個地方，因而採用了它的名稱。

這座余園是余東旋三座府第之中最大的一座，佔地693,025平方呎，位於汀角路三門仔對面的海灣，也是沿山丘興建，盡覽吐露港景色。那時還未有汀角路，要到這座堡壘必需坐船。

這座余園是仿歌德式建築，主樓高3層，由紅磚砌建，門樓呈尖塔狀，內裏更建有升降機連接各層。牆上掛有多件名貴的時鐘，當然還有不少名家油畫。(收集時鐘和名畫都是余東旋的喜好。)

這座余園還有一片花園和4公頃大的農場，二者均由一風車引水灌溉。(風車於二次大戰後被颱風摧毀。) 余東旋在花園裡養有多種外來的雀鳥、狗隻，甚至有一隻熊貓！

別墅所在的山丘下面建有一防空洞，足以容納全家人兼所有僕人，以及足夠幾個月食用的糧食。

余東旋最愛到這別墅與家人共度周末，事實上他準備晚年在此渡過餘生[A5] 。

大埔汀角路的余園。

 

圖中雅景花園就是當年的余園位置。

究竟在建築風格上三座余堡之間有没有什麼關係？網上流傳一種說法，指余東旋三座堡壘是參考英國的白金漢宮而建，因怕開罪英國人，所以把古堡分為三部份：主宅在般咸道，其左右部份則分別建於淺水灣和大埔，作為別墅之用。

珠海書院蕭國健教授則有不同看法，他指三座余園各有特色，淺水灣余園屬海岸式長形設計；大埔余園為德國田園式，倣效傳統做法設置馬房，但用作車房；般咸道余園則是法國式，門口有兩座鐘樓[A6] 。

另香港大學建築文物保護課程主任李浩然說：『余園的價值在於顯示當時的有錢人，如何透過其物業來彰顯自己的社會地位，興建古堡則有當自己是國王的意味[A7] 。』

余東旋去世幾十年後，三座余園陸續被後人賣掉拆毀，這是後話。

另余東旋在星馬等地亦建有多座豪華府第。在怡保有兩間，金寶一間。星洲有一間，位於Mount Sophia，樓高5層，僅建築費便達百萬元 (1980年代拆卸)。這些大屋內裝滿了余東旋親自在歐洲挑選的藝術品，而那些大理石則是從意大利訂購運過來。

余東旋在怡保建的Forest Lodge。

星洲的余堡。

提攜後輩

余東旋常對後輩加以提攜，維他奶創辦人羅桂祥和影業大亨邵逸夫是兩個最佳例子。

羅桂祥父親羅進興曾替余東旋工作，羅桂祥考入港大讀商科，因為家貧，獲余東旋資助才得以於1934年畢業。

羅桂祥大學畢業後，即出任余東旋私人秘書，兩年後升住經理，可見余東旋對他甚為賞識。

不久發生七七事變，日本大舉侵華，大批難民流入香港。羅桂祥參加救亡工作，在九龍亞皆老街建難民營，他見到難民營養不良，腳氣病多，於是集資15,000元，成立香港荳品公司，把豆漿生產成廉價營養飲品，命名為『維他奶[A8] 』，自此自立門戶。

羅桂祥

成人之美

不過，提攜後輩最經典的例子是把他的其中一個女人黃美珍讓給邵逸夫。

話說邵逸夫在香港中學畢業後，1928年被大哥邵醉翁派到新加坡，協助三哥邵仁枚建立電影發行及放映網絡。余東璇十分賞識邵氏兄弟，邀請他們到家中作客。

根據內地出版的《影視大亨邵逸夫》，邵逸夫就在余家邂逅比他年長5歲的黃美珍，而黃美珍那時是余東旋的『女友』。據說黃清新脫俗，氣質高雅，在南洋一帶堪稱一絕。

該書稱，此後黃美珍經常借故到邵氏機構看望邵逸夫，有時二人還到公司屬下的戲院看電影。邵仁枚得知此事後，勸他放棄這段感情。當有關二人的閑話傳到余東璇那裡時，余東旋卻一笑置之。

後來黃美珍逐漸參與邵氏機構的內部事務，積極地出謀劃策，邵氏的業務不斷發展。1929 年，邵逸夫決定嘗試拍有聲電影；1932 年，邵氏兄弟終於在香港攝制完成了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白金龍》。

年青時的邵逸夫。

該書還說，後來邵逸夫終於鼓起勇氣親自向余東旋提出他和黃美珍相愛的事，余東旋居然答應成全他們。1937 年，邵逸夫與黃美珍在新加坡舉行了隆重的婚禮。余東旋還送來50萬元賀禮。以後每次提起余東旋，邵逸夫就熱淚盈眶，對這位寬厚仁慈的前輩心懷感激[A9] 云云。

究竟黃美珍與余東旋本來是什麼關係？余仁生出版的《余東旋傳記》没有交待黃美珍與邵逸夫這件事，亦没有在正文中提及過黃美珍此人，但書後的附件中有一族譜，裡面居然有黃美珍的名字，她是余東旋的第7妻 (名字下面註明已離婚)，而且為余東旋生下兒子，她是第6子經侃的母親[A10] 。

根據這份資料，余東旋那時不是『讓女友』，而是『讓妻』。
這段關係之外，二次大戰日軍侵略星馬之時，邵逸夫兩兄弟為逃避日軍追捕，不替日軍放宣傳片，曾逃到余家在新加坡實里基路 (Selegie Road) 的大宅，獲得收留兩個星期[A11] 。

喜歡養馬

余東旋的喜好是養馬、養狗和“養”車。

1932年余東旋成為馬會的華籍會員之一，馬會於1927年起才接納華人為會員。那時很多富豪都喜歡賽馬，余東旋之外，還有李寶椿、楊發利、李蘭生（現任馬會主席李福深父親）等，他們出錢出力，除購買中國馬外，也老遠從澳洲買馬運港參賽，對香港戰前賽馬運動，作出了很大貢獻。

這批超級馬主為自己的愛馬改名時，都用特別的名字，李蘭生的馬全用「景」字系、余東旋用「玫瑰」、李寶椿用「時」，因此，馬迷只要看到馬名有「玫瑰」兩個字，便知道這匹馬屬於余東旋。

1939年余東旋愛馬還贏得香港打吡大賽。1940年他的玫瑰系馬匹一天之中出賽23匹，創歷來未有紀錄。

由於戰前養馬數量沒有嚴格限制，一位馬主可以同時養多匹馬，余東旋一人就養了30匹，是各會員中最多的一位，甚至余夫人也養一匹，其陣容和聲勢相當浩大[A12] 。(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戰後的業餘時代，到職業賽馬之後，馬主養馬數量才被規管。)

養狗方面，余東旋從歐洲進口8隻身形龐大、樣貎兇惡的狗隻，每隻都有自己的訓練員。其中兩隻在他睡房中保護他，看來他晚年因為健康漸差，開始有點神經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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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余東旋傳記》第147 – 148頁。

 [A2]洪凰平、柯景惇：『余仁生內傷外患有排醫』，《東周刊》第189期，1996-06-06。

 [A3]『余仁生內傷外患有排醫』，《東周刊》；新報2002-05-26；馮邦彥：《香港華資財團1841-1997》，第127頁。

 [A4]《余東旋傳記》第172 – 174頁。『余仁生內傷外患有排醫』，《東周刊》。

 [A5]《余東旋傳記》第177 – 178頁。『余仁生內傷外患有排醫』，《東周刊》；明報2008-02-09。

 [A6]『22塊百年碑文 康文署當垃圾』，東方日報2009-09-09。

 [A7]同上。

 [A8]新報2001-11-06。

 [A9]伍宏：《影視大亨邵逸夫》，第152-153頁。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6。

 [A10]《余東旋傳記》第195頁。

 [A11]Shawonline網頁。

 [A12]《余東旋傳記》第109 - 110頁；湯開建、蕭國健、陳佳榮主編：《香港6000年：遠古~1997》第422頁，香港：麒麟書業，1998；蘋果日報2002-06-25；頭條日報2010-03-12。

余東旋家族與余仁生 (3)

『余仁生』增匯款服務

鞏固錫礦業、進軍橡膠業之餘，余東旋還決定改革父親來馬來亞後經營的第一項生意 - 雜貨店兼中藥店。

他首先於1910-1911年間將店名由『仁生』改為『余仁生』，以突顯家族與該連鎖店的關係，藉以建立家族品牌。他曾受西方教育，為余仁生建立西方管理的雛型，余義明表示，在辛亥革命期間，基於時局混亂，余仁生開始經兼營款業務，為星馬一帶的礦工及僑胞，提供較安全的款服務。「當時，余仁生分別在南洋及香港設有店舖，因這個有利條件，便順勢兼營副業，從中收取小額服務費[A1] 。」

其實余仁生的匯款服務早於辛亥革命前已經開始，這項服務至遲於1908年已存在[A2] 。據估計，晚清期間從華南到南洋各地謀生的華工約200萬[A3] ，他們都需要將積蓄匯回家鄉，這門生意利潤很可觀，後來還救了余家的生意，這是後話。

余義明說：「顧客先到星馬的余仁生店舖存款，我們便以掛號形式，將提款單寄予香港及廣東一帶的收款人，客人可以憑提款單，在香港余仁生收錢。」

他說，由於「余仁生」信譽好，不少手持提款單的人，可以憑單到其他店舖購物，以提款單直接付款，而毋須先行提取款項，活像現時的現金支票一樣[A4] 。(原來這項服務今天依然存在，只是用的人已少之又少了。)

余仁生店由最初在霧邊和金寶兩地，逐漸申展到檳城、怡保、吉隆坡、香港和星加坡等地。其中星加坡店成立於1910年，位於星洲橋南路，而余東旋一家亦搬到星洲居住。

香港的 「余仁生」 於在1909年[A5] 創建，並把廣州的藥廠搬到香港，總行地址就位於文咸東街[A6] 。1917年遷至上環皇后大道中 109 - 115 號 (近租庇利街) 一塊8,799平方呎的地段，樓高4層。至1990年地皮以9,000萬港元賣給長江[A7] ，余仁生店則遷往皇后大道中152-156號至今。

怡保的余仁生店，建於1907年。

兼營銀行

余東旋對匯款業的興趣逐漸帶引他闖進銀行業。事實上，20世紀初已有不少華商開始經營銀行業，首先是1903年粵籍資本家創辦新加坡華益銀行，此後還有四海通銀行 (1906)和華商銀行 (1912)[A8] 。

二次大戰期間，英國和歐洲資金紛紛退出亞洲，西方銀行這時的業務大不如前，這個政經真空為華商創造了機會[A9] 。1917年華商又創辦了和豐銀行，1919年又有華南銀行出現[A10] 。

余東旋終於在1920年與另一位粵籍富商吳勝鵬合作創辦利華銀行，專門服務粵籍華僑。余家為銀行的大股東，相信與他們的匯款業有很大關係[A11] 。這間銀行後來成為東南亞規模最大的華資銀行之一，分行遍佈於南洋各地，包括香港。

社會地位崇高

余家之所以成功，除了他們商業頭腦靈活之外，還因為他們做好各方面的人際關係，以及與政府的關係，逐漸積累政治資本。而隨著財富的積累，他們的社會地方亦越來越高。

1903年，余東旋向清政府買了一個官銜。他接手父業僅10年，便成為東南亞的大慈善家。他還當上反鴉片會 (Anti-Opium Society) 的副會長 (當時國際上出現反鴉片潮流)、近打谷衛生局 (Kinta Valley Sanitary Board) 成員。1911至1920年更任馬來聯邦四州府議政局 (Federal Council of Malaya) 議員，是該局第一位華人議員，殖民地政府頒了個寶星勛章給他。

余東旋在英國殖民地發展，當然没有忘記『孝敬』英國這位大老闆。1911年他到歐洲遊歷了8個月，順道帶長子經鑄到英國讀書，在英期間他捐贈鉅款予英國，深得英國政府嘉許[A12] 。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慷慨解囊，先於1915年6月捐了一隻戰鬥機給英國政府，後又出資6,000鎊買了一部坦克車送給英國。當年的軍需大臣Addison找人將坦克車畫成一張油畫，回贈予余東旋，以表謝意。戰後英皇還於1919年頒了一個OBE勛銜給他。

1940年6月他又捐出50,000港元予英國的戰爭基金，是個人捐獻中最大的一筆[A13] 。

余東旋於1918年到訪香港時，亦捐了55,000元予香港大學。

堂弟為黃花崗烈士

余家在星馬當地扮演的重要角色大家都知道，不過其實他們對我國清末的革命亦作出了貢獻，但作出貢獻的不是余東旋，而是他的堂弟、年僅18歲的余東雄。

清朝末年，孫中山曾數次去到馬來亞各地，甚至深入霹靂州各城鄉礦地宣傳革命和籌募義款。

1910年孫中山再到馬來亞宣揚革命思想，期間曾到訪霧邊，余東旋身為當地僑領，當然是他負責接待孫中山。余安排孫在當地的礦工俱樂部靄樓演講，靄樓是礦工聚會消遣的會所及康樂體育會[A14] ，也是務邊第一個社團，余東旋是靄樓俱樂部的發起人之一。演講之外，孫中山還在靄樓住了大約兩個晚上。

雖然余東旋這次接待了孫中山，但並不表示他支持孫的革命思想和活動。事實上，余東旋對以武力推翻滿清政府這個想法並不認同，他反而支持康有為的改革理念，所以當康有為於1898年百日維新失敗後逃亡馬來亞時，曾招呼他到自己家居住。

另一方面，對於洪門、同盟會甚至孫中山向他募捐，他都斷然拒絶。為此，他那個1908年已加入同盟會的堂弟余東雄曾逝言要殺他，令他多次遷居躱避。他更擔心支持孫中山的黑社會分子會綁架他或他家人，以索取贖金。

為自身和家人安全，他於1910年決定帶著1908年來到馬來亞與他團聚的母親，遷往治安令他較放心的星加坡。

1911年孫中山在檳城策劃廣州起義。槍法了得的余東雄瞞著母親，寫下遺書，與其生死之交、僅19歲的郭繼枚，於3月同赴香港跟隨黃興參加4月的廣州起義。
余東雄是余東旋叔父余廣進的兒子，雖然這個叔父是他的殺母仇人，但余東旋於他在1904年逝世後，決心照顧他的兒子。縱使東雄要殺他，他還是繼續將自己當作是他的代父，知道他要回中國參加起義，便設法阻止。

他通知所有仁生店及其僱員，以及他的生意伙伴，尤其是那些在香港的，不要借錢給余東雄。可是，他還是籌得去廣州的旅費。

在廣州，黃興希望懂得武術的人當敢死隊攻打兩廣總督衙門，來自馬來亞的李炳輝便推薦同鄉余東雄與郭繼枚。

4月23日起義時，余東雄與羅仲霍、何克夫等持炸彈轟擊兩廣總督府，擊斃多名清軍，沖入衙內，未料張鳴岐總督已從後門逃逸，余東雄等撤出督署時與大批清兵相遇，被清兵包圍，寡不敵眾，全部犧牲。余東雄是殉難者中最年輕的一位。

余郭二人曝屍衙門，後來被殮葬於黃花崗，成為烈士。余東旋毅然負起照料二人家屬的義務，但二人年輕，皆未留下後代。

今日新加坡的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的入口處，佇立著4座黃花崗烈士的銅像供人憑弔。其中兩座持刀槍的銅像就是余東雄和郭繼枚。

橡膠業不景

意想不到的是，第一次大戰為馬來亞的橡膠業帶來重大打擊。戰爭開始後，美國工業集中生產軍需品，汽車工業不景，美國大量減少橡膠入口，馬來亞很多華人橡膠商因而破產。1922年起馬來亞政府限制橡膠生產與出口，以免被美資乘虛而入。

1929年發生的世界經濟大蕭條，進一步打擊已經病重的橡膠業；而美國汽車業則每況愈下，令情況雪上加霜。

橡膠業不景令很多華人富商破產，其中包括余東旋的老友陳嘉庚；但余東旋則在這非常時期重組家族業務，因而得以渡過難關。 

匯款業救命

余東旋的策略是將家族生意的重心由橡膠業和錫礦業轉移到從南洋匯款到中國的業務；並將家族生意的總部遷往香港。

由於余仁生店在馬來半島以外地方遍地開花，其客戶已不限於余東旋在馬來亞的錫礦和橡膠園工人。至1920年代末期，余仁生已成為東南亞最大的匯款代理之一[A15] 。余家藉著在匯款業上賺得的龐大利潤，得以避過錫和橡膠價在世界市場上波動的傷害。

余東旋街與戲院

余東旋在移居香港之前，在星洲留下了他的印記，除了豪華的府第之外，還有一條街以他的名字命名。

原來1919年余東旋重建了破舊的哇央街的一段，之後這條街便叫『余東旋街』，至今不變，這條街位於現今的牛車水區內，連接著新橋路。

今天的余東旋街。

當年余東旋之所以有此舉動，原來與他一位姨太太有關。話說該姨太太很喜歡看粵劇，常到慶維新和慶升平兩間戲院看戲。一次戲班班主得罪了她，余東旋為了替她出一口氣，便把兩間戲院買下來，並把戲院前的一段哇央街重建。

1927年，余東旋把兩間戲院拆卸，改建為『天演舞台』，繼續提供場地給粵劇團演出，曾有不少國內的大明星前來這裡演出宣傳。1938年，戲院租了給邵氏公司，易名為『皇后戲院』 (Queen’s Theatre)，專放映無聲電影。

原為『天演舞台』的『皇后戲院』，於1942年，日佔時期，又改名為大和劇場。戰後改名為大華戲院Majestic Theatre，公映粵語片。2003改成大華商場The Majestic。

移居香港

如前文所述，需要匯款的顧客先到南洋各地的余仁生店舖存款，余仁生便以掛號形式，將提款單寄予香港，再轉至廣東一帶的收款人，客人可以憑提款單在余仁生店收錢。

香港既然成為這個匯款網絡的分發中心，而匯款業務又成為余仁生的核心業務，余東旋便於1931年從星加坡搬到香港居住。

余東旋離開馬來亞另一原因，是當地馬拉人的民族主義抬頭，而華人圈子內又出現國共之分，令他覺得越來越難保持中立。

余東旋之移居香港，還與家庭因素有關。他母親梁氏於1927年2月9日在星加坡家中病逝，而1930年星洲又發生家變。

話說余東旋於1930年在香港逗留一段時間，期間他在星加坡的幾位妻子趁他不在，聘請導師到余家大宅教她們跳舞。在那年代這被認為是有傷風化的行為，余東旋知道後勃然大怒，在第5妻廖正而慫恿下，將星洲那幾位夫人全部休了，廖正而就答應照顧那些母親被休的子女[A16] 。

余東旋母親已去，妻子又令他傷心，更令他對星洲再没有什麼眷戀，加強了他來香港發展的決心。在香港廖正而成為唯一的余東旋夫人。

1932年1月7日，余東旋在星洲成立余東旋有限公司，以管理他在東南亞的物業，但他卻從香港搖控公司業務。

在香港，余東旋利用匯款服務帶來的利潤，以及客戶托匯的現金，投資於不同的商業領域，其中最重要的，相信大家猜會到，當然是地產業。至1932年，余東旋在香港已擁有約100塊地皮。在1930年代餘下時間，因為世界經濟蕭條，余東旋趁低吸納，又買了近300塊地，全部是中區、跑馬地、淺水灣等地區的地王[A17] 。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余東旋為自己興建的三座宏偉的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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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早年兼營匯款業務』，蘋果日報2001-09-30。

 [A2]鍾寶賢教授論文。

 [A3]劉平：『晚清“下南洋”移民:“契約華工”約200萬人』。

 [A4]『早年兼營匯款業務』，蘋果日報2001-09-30。

 [A5]一說1917年。但既然1911年辛亥革命前已開設匯款服務，理應早年便已在香港有分店。

 [A6]馮邦彥：《香港華資財團1841-1997》，第125頁。香港：三聯書店，1997.9。

 [A7]《余東旋傳記》第151 – 152頁。

 [A8]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第198頁。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3。

 [A9]鍾寶賢教授論文。

 [A10]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第198頁。

 [A11]鍾寶賢教授論文。

 [A12]星島日報1941-05-12。

 [A13]The Straits Times, 1940-06-16.

 [A14]雖然今天務邊的採礦活動已完全停止，靄樓還繼續存在，繼續是老人家休閒娛樂的場所，該俱樂部每兩年還辦一次聚會。

 [A15]鍾寶賢教授論文。

 [A16]《余東旋傳記》第106 – 107頁。

 [A17]《余東旋傳記》第154 – 155頁。

余東旋家族與余仁生 (2)

余廣培壯年病逝

就在生意越做越大的時候，余廣培忽患急病逝世。
1891年初，他續了霹靂州的包稅權，3月回到檳城後，忽然病起來，皮膚出現紅斑，情況十分嚴重，與死神搏鬥10天後，於3月24日與世長辭，時年僅38[A1] 。

有傳聞指他因主張禁鴉片而被人在食物中下毒而死。他孫兒余義明對此說法不以為然，多年後接受記者訪問時說：「我不認為是下毒。他（余廣培）18歲已經時常進入森林尋找錫礦，對身體的損耗好大[A2] 。」

家族爭產

余廣培過身後，很大多家族都無法避免的事又發生，他兩位妻子跟兩個弟弟廣進及廣德互相爭奪他的財產。

文氏寫信通知佛山的婆婆，指余廣培已作出三項安排：(1) 有關包稅權的一切事宜交由檳城一位頗有名望的律師Grant Mackie托管；(2) 所有家族的資金由文氏控制；(3) 一切有關余的生意事宜，均由余的生意伙伴趙東興負責料理。

文氏又寫信給梁氏，指余的生意正面對困難。又投訴兩位小叔不務正業，終日沉迷於嫖賭，不斷從檳城的家族店索取金錢。

余廣培兩位弟弟均聲稱他們有權分享兄長的財產，而兩位太太均認為應由余廣培的後嗣所承繼；至於誰是余的後嗣二人卻有不同看法。

梁氏當然認為是她為余廣培所生的獨子余東旋，而文氏雖然没有所出，卻在余過身後立即過繼了姐姐的女兒，以此爭取余廣培財產的繼承權。

梁氏原本提議將余東旋送回檳城，文氏不贊成，要求將余東旋留在佛山繼續學業[A3] 。

余東旋回到檳城

60歲的余東旋

余東旋生於1877年7月23日在檳城出生。原來余鶴松晚年寫了五言詩一首：「有國鶴廣東，經義在其中，傳家守正道，立志可成功」，規定後人按詩順序命名[A4] ，所以『鶴』字輩之後便是余廣培的『廣』字輩，而余東旋這一輩便要承繼那個『東』字。

另『余東旋』亦有人寫作『余東璇』，其實當年余廣培為兒子起名的時候，是想他將來會衣錦還鄉，所以選了『旋』字[A5] 。當年余東旋過身後其家人在報上刊登的訃文用的亦是『旋』，所以這裡沿用這個版本。

余東旋4歲時即由父親帶回佛山祖家居住，在那裡學中文。1891年父親過身時余東旋才13歲。

余廣培過身後，梁氏提議讓余東旋回檳城，文氏最初不同意，但後來覺得家中需要個男人，以抗衡兩位小叔的壓力，於是，翌年 (1892年) 余東旋終於回到檳城。

文氏決心培育余東旋成為余廣培生意的接班人，並選擇給予他西方教育，安排他在檳城的聖方濟書院 (St Xavier’s Institution) 讀了一年書。

文氏被毒死

1893年，文氏帶著年僅16歲的余東旋及她的養女回佛山，原來余東旋親生母親梁氏在鄉下為他選了位妻子 (童養媳？)。

他們告別佛山回馬來亞那天，也回了鄉的余廣培兩位弟弟為他們弄了餐餞別飯，居然在飯中下毒。余東旋和妹妹不知為何没有吃，只有文氏吃了。船開後僅幾小時，文氏即毒發身亡，兩個孩子只懂大哭，船東可憐他們，為文氏找來一副棺木，並將船駛回佛山。

余東旋那時已懂事，知道是叔父幹的好事，而且目標其實是他們兩兄妹。折返佛山後，余東旋即指控叔父下毒手，可是兇手一直逍遙法外。

他自小已看到中國的貧窮落後，英屬殖民地的繁華先進，這次更暴露了中國司法制度的黑暗落後，令到他對這個『祖國』感到徹底失望，雖然父親為他改名『旋』是想他有日終會回歸故鄉，但余東旋在細媽下葬於父親墓旁後便返回馬來亞，終此一生不再回中國去[A6] 。

回檳城後，余東旋還未夠年齡接管父親的生意王國，余家產業由余廣培的蘇格蘭藉律師Mackie托管。

根據文氏遺囑的安排，余東旋由專人教導英文，並且在一位英國人校長家中寄住兩年半。期間他向這位校長學的，除了可令他成為『英國紳士』的西方禮儀習俗之外，更重要的是深切了解到英國人的心態脾性，以及他們的社會如何運作，這對他未來的發展十分重要。

1895年余東旋入讀怡保的Anglo-Chinese School，與該校校長Rev WE Horley建立密切的關係[A7] 。

接手家族生意

1898年余東旋21歲，達到法定的成年年齡，正式承繼父親的遺產。大家可能以為余東旋承繼了一座金山，從此一帆風順，大富大貴，但實際遠非如此。

余東旋發覺兩位賭徒叔父已將仁生店的現金和存貨盜用殆盡，而那些錫礦亦已再無錫可採，而以前是收入主要來源的包稅業亦已没落，而且跟本没有續牌。

包稅原本是余家生意最賺錢的一環。可是，英國人在批出包稅權這方面的態度漸漸有所改變。最初英人之所以批出包稅權，是想吸引華人投資邊遠地區，幫助他們的管治。但後來西方資本在馬來半島的投資漸見踴躍，而華人以外的其他族裔 (尤其是印度) 的勞工亦越來越多，英人無須再依賴華商；之前視華商如生意伙伴，這時卻開始收回以前給予他們的權利和優惠，加強直接管治。

1880年代後期，英人開始將包稅區合併，令到投資包稅權需要更龐大的資金和人際網絡。他們又引進競爭，增加租金，並諸多限制，令包稅這門生意越來越難做。事實上，在律師Mackie托管余家產業的時候，並没有更新包稅權[A8] ，即余家放棄了包稅這門生意。

首要任務 – 開發新礦

可幸他那過繼妹妹雪中送炭，就在這困難的關頭，表示願意將自己的珠寶變賣，以資助仁生店重新入貨，以及開發新錫礦。余東旋一位舅父亦親自出力幫忙。

余東旋首先要做的，是開發新錫礦，因為舊的都已不管用。他和舅父每天清晨5時便坐著大象出發，到森林、荒野、沼澤地帶去尋找錫礦，他們帶去的糧食只有10多隻雞蛋，受盡日晒雨淋、蚊虰蟲咬、奔波勞碌之苦，日落前回到店舖，晚上還要工作。但余東旋仍然咬緊牙關捱下去。

1899年，余東旋的第二妻莊宋女 (譯音) 為他生下第一個兒子 (經鑄)，他是個重男輕女的大男人，當然十分高興。

另一方面，辛勞了3年，還是未有找到錫礦，於是余東旋的財政又出現困難，幸得一些粵劇界的朋友借錢給他，令他得以渡過難關。(所以後來他對粵劇的發展大力資助，以報這時的恩德。)

余東旋慢慢掌握到竅門，於第3年 (1900年) 年底終於找到新錫礦，並且在其後7年內找到至少11個，而每個錫礦每年可為他賺取100百萬元。堅持了3年，他可說苦盡甘來。

他成功後，便逐一向幫過他的人報恩，他拿出數萬元送給在他危難之際雪中送炭的妹妹。這位過繼的妹妹的丈夫梁光顯是星加坡的華民護衛司 (Chinese Protectorate)，不單在星洲，在馬來亞華人社會中亦長袖善舞。這妹妹顯然承繼了母親及其家族在馬來亞的人脈網胳，與她兩夫婦的良好關係對余東旋大有好處[A9] 。

余東旋霧邊公司門外

余東旋的霧邊府第

改革錫礦業

至19世紀末，馬來亞那些可以用簡單工具在地面開採的錫礦經已枯竭，余東旋雖然找到很多新錫礦，但這些新礦蘊藏的錫處於地下較深的地層，開採時需要新機器和技術。余東旋不惜資本，於1890年代率先從澳洲引進西方機械，並採用最新的科技，大大增加了產量。

至1908年，余東旋在霹靂州及其他州份共擁有11 – 12個錫礦，僱用約12,000礦工。而馬來半島已成為世界上產錫最多的地方。

可是，華人在錫礦業的優勢，在這段期間其實已開始受到歐洲同業的挑戰。1892年至1908年間，有11家在倫敦上市的歐洲採礦公司來到霹靂州和雪蘭峨州 (Selangor) 經營錫礦。

1912年採礦業引進斗式挖泥機 (bucket dredger)，這種機械可以在沼澤地帶採用，令採錫礦區大為擴展，但這種機械價錢昂貴，僅歐洲公司才負擔得起，令到它們比華資公司更具競爭力。原本華人錫礦的產量佔全馬來亞四份之三，歐洲礦場只位四份之一，但至1920年代時情況剛剛相反。

另20世紀初馬來亞政府對錫產量和出口量設限額，余東旋的應變策略是自設鑄造廠，自行生產錫制用品，制成品行銷中國內地及東南亞各地[A10] 。

進軍橡膠業

馬來亞政府對採錫礦業的規管越來越嚴格，錫價又不斷下跌，余東旋覺得這門生意越來越難做，另一方面，他見到橡膠業前途無限，於1890年代後期開始經營兩個橡膠園。

原來橡膠樹並非馬來半島的土產植物，而是原產於亞馬遜河流域。巴西人最先將橡膠用於商業用途，由1870年代起橡膠業為巴西帶來大量財富。

英國人於1876年將橡膠樹種子從巴西偷運出來，帶回英國試種，並將品種改良，然後將幼苗帶到馬來半島裁種。最初馬來亞農民對種橡膠樹興趣不大，直至1895年，才出現第一個橡膠園，橡膠業從此發展。

馬來亞的種植場出產的樹膠，比巴西從野生橡膠樹採出來的更受歡迎，因為質量較純正，而且產量穩定。馬來亞政府見橡膠價持逐上升，便將對錫礦業的支持轉移到橡膠業之上，以廉租批出橡膠園土地，同時降低橡膠稅，以鼓勵橡膠業發展。全馬來亞橡膠園總面積於10年內大升四倍。

1908年美國福特車廠開始以流水作業方式大量生產汽車[A11] ，由於汽車很多配件都用橡膠制造，例如車輪、剎車系統等，令橡膠的需求激增，更加刺激橡膠生產。投資者紛紛在馬來半島各地開橡膠園，他們從印度輸入技術勞工，改良開採技術。

1910年左右馬來亞橡膠開始大量出口，令到最先開展橡膠業的巴西反而失去了大部份的市場[A12] 。

余東旋利用開錫礦和賣中藥賺的錢投資於橡膠業，生意不斷發展，旗下各橡膠園的總面積增至283公頃。他幾乎控制了當地主要的樹膠生產，成為橡膠業巨擘。1910年代余東旋和同樣大事投資於橡膠業的陳嘉庚成為馬來亞最富有的兩位華人。

不過，無論生意做得多大，他仍然以家族生意方式經營，没有採用西方的大企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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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鍾寶賢教授論文。

 [A2]『余東旋縱橫港星馬政經界』，東方日報2004-11-28。

 [A3]鍾寶賢教授論文。

 [A4]『余氏後人起名藏玄機』，東方日報2004-11-28。

 [A5]《余東旋傳記》第9頁。

 [A6]《余東旋傳記》第17 - 19頁。

 [A7]《余東旋傳記》第22頁。

 [A8]同上。

 [A9]見鍾寶賢教授論文。這位妹妹雖較余東旋年輕，卻於1940年6月20日病逝，先余東旋離世。

 [A10]同上。

 [A11]1890年法國人Rene Panhard 及 Emile Levassor制造出全世界第一部完整而可以出售的汽車，但還未能大量生產。

 [A12]“A Brief History of Rubber”，貼於Mongabay.com網頁，2010年10月26日查閱； “Brief History and Introduction of Rubber”; 英文維基百科“Natural Rubber”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