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裁法傳奇 (2) - 剷除親日份子 暗中救人

維持港島秩序

另外，上海青幫還協助維持港島秩序，12月11日晚上，陳策叫張子廉動員手下的青幫份子，以『忠義慈善協會』的名義，組成一支2,000人的隊伍，專責對付親日的破壞份子，隊員每人每日可支取2元食物津貼。

隊伍總部設於跑馬地，由張子廉及國民黨港澳地區負責人沈哲臣負責指揮，他們將港島分為東西中三區進行反顛覆工作。至12月14日，這隊伍人數增至15,000。陳張撥出1千人給政治部調動，政治部不但接收了這支生力軍，更要求多撥400人。

此後幾天內，張子廉這隊維持治安部隊抓了500-600名親日的顛覆份子，其中至少400人被『忠義慈善協會』處決；其他的交給警方後，亦被警員拉到告羅士打酒店及連卡佛百貨公司之間的一條小巷裡槍斃 (一槍打在後頸)，後來這條小巷被稱為『血巷』。

此後港島再没有親日份子的大規模破壞，九龍的『勝利友』洗劫事件没有在港島重演，國民政府駐港機構和上海青幫的攜手合作居功至偉，令港英政府和港島居民暫且逃過一劫。

加入軍統局

為什麼上海青幫這麼熱心幫助港英政府呢？原來1940年，軍統局長戴笠向杜月笙建議，將海內海外所有的洪門、青幫、理教，全部納入一個重要組織，使遍布各地、不計其數的幫會中人，都能團結起來抗日，發揮他們龐大無比的潛力。

他這構想獲得杜月笙的熱烈支持。杜月笙建議戴笠先從洪門青幫在香港的關係入手。於是，1940年夏，戴笠邀請主持國民黨港澳黨務的吳鐵城出面，在香港宴請本地洪門領袖如梅光培，以及客地青幫有頭有臉的人物，李裁法亦有可能出席了這次宴會。後來戴笠以此為基礎，成立『人民行動委員會[A1] 』。

據知李裁法亦加入了軍統[A2] ，那應該是日軍侵港之前的事，可能與上述委員會有關。

日軍憲兵偵緝隊長

當12月25日聖誔日，港督楊慕琦投降，日軍正式佔領香港後，杜月笙派專人來港接走他的家人和親戚朋友，李裁法卻没有即時離開，因為他接到一項特別任務。

原來日軍的憲兵隊看中了李裁法的幫會背景 (卻不知他的軍統關係)，想利用他在香港低層社會的人脈關係，要其擔任偵緝隊長。李裁法向重慶請示，戴笠認為可借機暗中救助重慶派來做工作的人員，亦可以拯救抗日人士，於是指示李裁法佯與日人合作，伺機行動。李亦想趁機鞏固自己的江湖地位。

暗中救人

最終李裁法不負所托，成功幫助不少日軍指名逮捕的重要人物安全撤離香港，其中包括孫中山原配夫人盧太夫人、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魏道明及杭州市長周象賢的雙親、陳策夫人以及沈哲臣等共百多人。

此外，他還救了一位名吳家元 (又稱吳季玉) 的國府人員，這人此後對李裁法的下半生影響至巨。

話說香港淪陷後，國民政府還有許多人員留在香港，吳是其中一人，其真正身份是軍統的地下特工。

生死之交吳家元

吳家元花名『小白臉』，十分著重儀表，又善於辭令，他精於賭術，麻將、沙蟹、牌九樣樣皆精。在上海時，常在官僚富人家中作清客，亦曾混跡於北洋軍閥門下；又常為戴笠的座上客，戴笠有時要在經濟上幫助朋友，又不好意思直接送錢，便往往請吳家元在賭桌上代勞，如要送3萬，吳就必不會輸2萬9千。

吳家元除了是軍統中人之外，還是中共周恩來透過章士釗派往香港統戰的雙面人，其統戰對象只有一人，就是國民黨元老于右任。

他與李裁法相識不久，日本憲兵發覺他的特工身份，發出通輯令。一次吳家元被日本憲兵追得緊，逃到李裁法家中，李讓他藏身妻子衣櫃中，憲兵搜屋時居然没有搜那衣櫃，吳得以脫險，此後一切生活由李照顧。

吳對李非常感激，因為除了自己幸保性命之外，亦深知李裁法是冒生命危險救他，從此二人成為生死之交，而二人30多年的恩恩怨怨亦由這時開始。

離港赴重慶

李裁法幹這些秘密營救工作，漸漸引起日軍的懷疑，李為求自保，希望返回內地，杜月笙則要求他堅持到盟軍反攻為止。但後來形勢急轉直下，日軍決定逮捕李裁法，李這時不得不離開香港。

吳家元願意為他搭路去重慶，李裁法先到上海打了個轉，然後與吳啓程前往大後方去。他們行抵西安時旅費不繼，杜月笙立即匯給李裁法兩萬大洋，李不勝感激[A3] 。

去到重慶，李因曾在香港當日本憲兵偵緝隊長，受到審查並被捕，幸得杜月笙四處營救，亦得吳家元為他解釋，才保平安。

1944年秋冬之間，李吳二人去了昆明。在那裡李裁法認識了幾位重要人物，其中一位是著名建築商陸根泉，李吳得到他的熱情招待。

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之後，3人各奔前程，吳回北平，陸去上海，李則回香港[A4] 。

戰後回港

筆者手頭上没有確實資料顯示究竟李裁法是什麼時候回到香港。『早年香港小姐選舉活動』一文中提到一種說法，指李裁法回港前，他的好友、做了廣州市長的陳策為他在廣州市政府找了一份閒職，掛著上校的領章，只不過是支領乾薪，無事可做。之後李因為搭上了一富商的寵妾，得罪了那富商，才被迫離開廣州回港。

1946年6月香港舉辦第一屆香港小姐選舉，一般的說法認為李裁法是主辦者，亦有指他是幕後搞手。筆者曾指出真正的主辦機構是「空軍會」與「香港中華業餘游泳團」，而報載的籌委會成員又没有李裁法的名字。

可是筆者剛發現李裁法原來於1948年已是香中業餘游泳團的團長，那麼如果他其實是游泳團的發起人的話，那麼他的確是首二屆選美的幕後搞手，只不過當時麗池還未變成豪華夜總會，說是為夜總會宣傳仍然說不通。

麗池於1946年6月首屆港組選舉結束後，空軍將地方交回『民用』，相信李裁法於這時開始興建他那豪華夜總會。那麼李裁法可能於1946年6月前已回到香港。

李裁發這次由重慶回來，身份地位跟以前已大不相同。回港後他即建麗池夜總會，做其『夜總會大亨』。

錢從何來？

搞豪華夜總會需要很多錢，究竟他哪裡來那麼多錢？很多說法都指他的錢來自他身邊的女人。『李裁法與麗池夜總會』一文提過一種說法，指李裁法在廣州搭上的那富商寵妾，帶了大筆錢來香港與他重聚，而建麗池夜總會和青山酒店的錢都來自這位女士。

另據1960年代的報章，李裁法於1948年從香港回到上海，娶了一位太太。

李裁法原本已經有兩位太太，元配夫人是姓李的廣東籍女子；另一位夫人叫陳X英，寧波人，原為上海名舞女 (另一說法是從麗池夜總會中發掘出來)。他1948年回到上海，又看中了一位姓朱的富太，她是上海著名中醫朱子雲的遺孀，他娶了這位富太為第三位夫人。

1949年李裁法回港，他帶回來的不只是這位新婚太太，還有她的千條金條，報章指李裁法藉著這些金條『重振旗鼓』，然而，麗池夜總會於1947年9月7日已開幕，是李裁法娶第三位太太前的事，那即是說，縱是真的有千條金條，也跟麗池夜總會無關。

筆者在『李裁法與麗池夜總會』一文中指出：李裁法與香港廣東銀行副總經理霍寶材合作，開辦了一間『中國娛樂有限公司』，霍寶材任董事長，李裁法任總經理。麗池夜總會開幕就是這間公司搞的。李裁發很有可能從霍寶材個人，或者廣東銀行方面得到財政上的支持。

二人在李回港後亦接踵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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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蔡洪博：《上海黑道皇帝杜月笙傳奇》。

 [A2]林國峰：『李裁法、吳家元、于右任』，2010年1月。

 [A3]章君穀：《杜月笙傳》，第1134頁，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

 [A4]『吳季玉歇浦發跡 李裁法香港恩仇』，星島日報1963-09-19，轉載自台北聯合報。

李裁法傳奇 (1) - 黑社會勒索港府

筆者較早前寫早年香港小姐選舉活動時，曾約略介紹過李裁法此人。最近找到更多有關他的資料，覺得值得特別為他另寫一篇文章。

在黃埔灘掘起

李裁法1909出生，籍貫浙江慈谿，讀過3年小學，做過侍候煙茶的小厮，10多歲已是個吃喝嫖賭的『混友』。

17歲那年，李裁法單人匹馬到上海闖碼頭，憑著學得的一些少林拳法打架勒索，加以頭腦靈活，性格豪爽，闖出了一點名堂，人稱『裁發阿舅』。上海人稱這種人為『白相人』，上海話中『白相人』是指油頭粉面，西裝革履，騙吃騙喝的紳士流氓。

不久，李裁法獲得青幫中人、『通』字輩的王妙紀的賞識，拜在他的門下。這時李裁法在黃浦灘上開賭走私，當舞廳打手、妓寨保鏢。

後來李裁法在滬光大戲院擔任售票員，這個年代上海的青幫滲透並控制了京劇界，把持了幾乎所有的劇場經營。滬光戲院老闆夏連良便是青幫中人，是上海大亨芮慶榮的得意門生，李裁法因夏連良的介紹，認識了芮慶榮。

芮慶榮的來頭可不小，他是杜月笙的結拜弟兄、杜手下『四大金剛』之一，亦是『小八股黨』之一，李裁法對芮慶榮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十分敬重，而芮慶榮對李亦十分賞識，升他為戲院職員，而讓他拜入其門下。

這時李裁法開始廣收門徒，獨霸滬西一帶，搖身一變成為有財有勢的人物。

李裁法身裁矮胖，舉止穩重，相貎堂堂，講一口軟綿綿的蘇白，
不容易從他的外表看得出他的黑社會背景。但因從小没受
過多少教育，一手字寫得歪歪斜斜，不太通順。

1930年代來港

現在一般說法都指李裁法於戰後才來香港發展，但其實李裁法早於1933年左右便已來港，他是因為在上海闖了禍，因動刀子傷人的刑事案，被上海警方通輯，於是唯有南逃。李裁法來到香港後即努向上爬。

1937年11月，日軍佔領上海前夕，杜月笙亦逃到香港，不久之後芮慶榮亦跟著到達，李裁法與芮慶榮異地重逢。

這時的李裁法在香港黑社會中已略有名氣，號稱擁有門徒上千人，而且地盤相堂紥實，所以間接也成為杜月笙在香港的一支力量。而杜月笙等人到香港後，青幫在港聲勢，自也為之一壯。

   

李裁法來港後，除發展青幫勢力外，還搞什麼正當或非正當的生意暫時未能找到確實的資料。有一說法指他從上海帶來提煉嗎啡的技術，在香港提煉嗎啡。

另外，翻查戰前的報章，發覺麗池在1940年已經開幕，當然那時並非豪華夜總會，而是像遊樂場加舞廳再加泳棚 (戰前的麗池筆者將另文介紹)，很有可能最初的麗池就是李裁法所創辦，這有待進一步考證。

總之，1941年底日本侵略香港時，李裁法在香港已非等閒之輩，這是肯定的。

抗日期間與陳策保衛香港

戰後有報章指1941年12月日軍侵港時，李裁法與國民政府陳策將軍一起幫助英軍保衛香港，『厥功至偉』[A1] 。

陳策將軍當時是國民政府駐港全權聯絡代表，亦是國民黨港澳總支部總書記，他因糖尿病切除了一腿，人稱『獨腳將軍』。他在保衛香港的貢獻和最後坐魚雷艇逃亡的經歷很多人都知道，但李裁法居然也有份保衛香港？似乎聞所未聞。

李裁法當然不會拿起武器直接與日軍火併，他既是青幫中人，他幹的事理應和黑社會有關。

翻查香港保衛戰的歷史，筆者估計李裁法參與的，很可能是幫助港英政府在戰火中維持香港的秩序，尤其是擺平本地黑社會勒索香港政府的一役。

港府被黑社會恐嚇勒索

話說日軍於1941年12月8日攻入新界，英軍迅速退至新界南部的醉酒灣防線。在九龍的英軍和警察都調了上前線作戰，以致九龍陷於無政府狀態。

由12月9日至11日，約有2萬名黑社會份子在九龍各區燒殺劫掠，他們50人一組，各持兇器，並規定臂纏白布以為記號，同時以『勝利』二字為聯絡暗號，由於他們邊搶邊喊『勝利』，故稱為『勝利友』。他們屬於本地黑幫，包括和安樂、和洪勝、和羣英、和利和、和勇義等。

陳策原本住九龍太子道，但於日軍展開攻勢之後便搬到其秘書徐亨在香港的家中暫住[A2] 。在日軍進侵的第一天他已接到香港政府的要求，盡力協助防守港島和維持島上的治安。他立刻召開國民政府中央駐港各機構代表大會[A3] ，將這些機構整合成為一個聯合辦事處，實際上就是一個影子政府[A4] 。

12月11日中午，醉酒灣防線崩潰，守軍迅速撤離新界及九龍。當時很多華裔市民對於統治他們的港英政府没有太大好感，覺得這場戰爭與他們不大相干，而對於英軍放棄九龍，而且没有協助九龍居民撤走，更大為反感，很多公職人員都逃離崗位，整個社會陷於崩潰邊緣。

最致命的，是警隊裡面的數百名探員，威脅要煽動黑社會造反，藉以結束戰事。當天晚上7時，政治部接到消息，全港的黑社會準備在12月13日凌晨3時『起義』，盡屠島上所有歐籍居民。

助陳策擺平本地黑社會

當然，有什麼事情是錢解決不了的？刑事偵緝處偵緝處長助理警司沙輔頓 (F W Shaftain) 在警務處處長俞允時 (John Pennefather-Evans) 的協助下，於一小時內籌得2萬元，相信可以買得安全，但問題是如何將錢交到黑社會手上？這件事不得不找獨腳將軍陳策幫忙[A5] ，沙輔頓通過陳的副官余兆驥向陳求助。

陳策與本地三合會也没有直接聯繫，唯有邀請在香港的上海青幫首領代為出頭，本來在香港的上海青幫大佬應該是杜月笙，但日軍來襲之前杜月笙去了重慶，這時以張子廉為最大。

原來杜月笙初來港時，認為李裁法未夠班，還未有足夠力量幫助自己打開局面，於是把他的『學生』張子廉召到香港。

張子廉曾開辦過三星棉織廠，在上海工商界有一定影響力。他又是洪門中人，當時洪門在香港很有勢力。早在1923年，張子廉就與國民黨中一些與洪門有聯繫的人如朱卓文、梅光培、明德等結拜，出任洪門五聖山信廉堂堂主。1932年又加入杜月笙成立的『恒社』。張子廉赴港後，便利用朱、梅等人的老關係，與香港幫會勢力建立了聯繫。

事實上，陳策幾個月前已開始要求張子廉協助抵抗日人在本港黑社會中的影響力。這時在陳策的委托下，張子廉邀請5位本地黑幫代表，於11日晚上8時到陳策的聯合辦事處 (位於中環雲咸街口娛樂戲院附近的亞細亞行二樓華記行)，與警方高層會面；跟著他們又到警察總部作第二輪談判。

可是，沙輔頓發覺這班所謂黑社會代表其實只是中間人，真正策劃『起義』的另有其人。於是他又與余兆驥再找來約200多個黑社會頭目，用巴士送他們到思豪酒店 (Cecil Hotel，今歷山大廈新翼) 談判。

黑社會終於表明如果港英政府肯付錢便可解決問題，但沙輔頓籌得的兩萬元遠遠未能滿足他們。沙輔頓不敢向港督楊慕琦說港府要向黑社會交『保護費』，於是又要張子廉幫忙，並答應張在戰後還債 (前題當然是盟國最終戰勝)。

張子廉不負所托，很快便籌得足夠的款項，於是在12月12日早上接近6時，港英政府與香港黑社會達成協議：政府付鈔，黑社會取消『起義』。

這件事聽起來似電影情節，但卻並非傳聞，而是根據沙輔頓和陳策的事後報告[A6] ，戰後香港報章亦有報導。

1945年10月6日德臣西報的頭版新聞。

雖然以上的叙述中没有出現李裁法的名字，可是上文已提過，李裁法那時在香港的上海青幫中已非等閒之輩，縱使仍未能獨當一面，還未有資格出面在港英政府和本地黑社會之間居中調停，但筆者深信他一定在幕後協助張子廉進行斡旋工作，以及籌募『保護費』。戰後本港報章提到他『與陳策將軍一起幫助英軍保衛香港』，這件事很可能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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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工商日報1948-01-14．

 [A2]徐亨：《徐亨先生訪談錄》，第16頁。台北：國史館，1999.6 (三版)。

 [A3]同上。

 [A4]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59. New Haven and Londo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A5]同上，第60頁。

 [A6]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60. Snow根據的是沙輔頓的Rough Draft for Proposed Articles, Hong Kong Police Archives; 以及陳策著『協助香港抗日及率領英軍突圍總報告』，載《掌故月刊》1971年12月4日第四期。

英國最初不想要香港

1980年代中英談判期間，英國政府要求以主權交換治權，顯示英國人不想放棄香港。不過，他們並非一直那麼重視這塊殖民地，而事實上，鴉片戰爭之前及戰爭初期，倫敦想要的不是香港，對這個光禿禿的小島根本没有興趣。

寧要『舟山』 不要香港

清朝初年，清政府為了禁止東南沿海的反清勢力與據守台灣的鄭成功部聯繫，曾於順治、康熙年間五次頒布『禁海令』，三次頒布『遷海令』，即不准人民出海，並將沿海居民遷入內陸。因為不能出海，人民亦不能對外通商。

1684年清政府將對外貿易解禁後，歐人對華貿易的興趣日增。他們以澳門為基地，在離廣州10哩的黃埔島與華商進行貿易。1759年，清政府宣佈廣州為唯一的合法貿易港。1771年，東印度公司獲准在廣州開設貿易站。

英人自開始對華貿易起，已有意在中國沿岸取得一個屬於自己的貿易基地。1815年，一位駐廣州的東印度公司的高層人員提出在中國東岸成立一個據點，而這據點越近北京越好。

英國人最初的想法是利用這據點向中國爭取開放貿易，並非準備永遠擁有該地。外相巴麥尊心目中的地方是浙江省杭州灣口的舟山群島，又或者寧波。總之是中國東岸的港口或島嶼，以方便英國打開華東市場。

香港離北京太遠，不能對北京構成任何威脅。可是英國一些前線官員以及英商卻對香港島另眼相看。英國首任駐華商務總監律勞卑 (Lord Napier) 於1834年便主張佔領香港島，而其後的商務總監義律[A1] 亦著意香港。

英國商界則意見參差，詹姆士‧麥廸臣 (James Matheson) 對香港島特別感到興趣，他於1836年編制的一份有關對華貿易的單張中建議攫取香港島，作為英商、尤其是蘇格蘭商人興建工廠之用。

另一位英商威廉‧渣甸 (William Jardine) 則鍾情於台灣島，他向外相提議霸佔3 – 4個島嶼，例如台灣、金門、厦門、舟山羣島，作為要求清政府開放貿易的籌碼。只是當需要在珠江口作戰時，才應在廣州附近佔據一個島嶼或港口作為基地，例如香港、穿鼻或蓮田。香港只是其中一個選擇。

鴉片戰爭爆發

找哪個地方做進入中國的跳板，在1939年爆發鴉片戰爭時變成迫切的問題。

1930年代鴉片危害日趨嚴重，1838年底，清朝道光帝頒佈禁煙令，派欽差大臣湖廣總督林則徐前往廣州負責執行。

1939年6月，林則徐在虎門將英國人的鴉片庫存全部銷毀，英國人認為私人財產被侵犯，不可容忍；7月又發生英兵在九龍尖沙咀村打死村民林維喜的事件；8月林則徐下令禁止一切貿易，派兵開進澳門，驅逐英人出境。

10月，英內閣以商務受阻及大英子民生命受到威脅為理由，決定派遣艦隊去中國海，鴉片戰爭因而爆發。

英國遠征軍出發時，倫敦並無給予確實指示要他們奪取那一處地方，只說傾向於舟山群島其中之一。

1839年11月4日，巴麥尊給海軍部各長官函中，只是指令他們『佔領中國沿海的某個島嶼，用來作為一個集結地點和軍事行動基地。……而且，如果情況變得有利於永久佔領它的話，便可能予以永久佔領，女皇陛下政府傾向於認為，舟山群島中的一個島嶼很適合於達到這目的；那些島嶼的中間地理位置，處於北京與廣州之間的中途，而且靠近一些可航行的大河流的河口，從許多觀點來看都將使那些島嶼成為一個很方便的總指揮部所在地。』

但同日首相給義律的信件則說明『女皇陛下政府打算佔有舟山羣島』；1840年2月20日，巴麥尊給義律和遠征軍海陸聯軍總司令懿律[A2] 的函件裡，亦有同樣指示。

總之，英國當時發動戰爭的目的，是逼使清政府開放對外貿易，建立讓英商進入大陸的通商口岸，而非另外建立一個新的轉口港；而他們的第一選擇是舟山群島。

英國軍方有他們的看法，香港那水深廣濶的天然港最令他們垂涎。1839年11月，曾參與Macartney訪華行的Secretary to the Admiralty 約翰‧巴勞 (John Barrow) 指出，香港的海港可同時容納多艘戰船，且有充足食水供應，再加上幾門大炮，便可有效地保護商船。他認為台灣島太大，不但難於佔領，亦難於保存。

7月，英軍攻陷定海。8月，英艦抵達天津大沽口外，本來主戰的道光帝眼見英艦迫近，態度軟化，允許通商和懲辦林則徐，以此求得英艦撤至廣州，並派琦善南下廣州談判。

《穿鼻草約》割香港而非舟山

可是，談判一段時間後，義律認為琦善故意拖延，為迫使琦善就範，決定戰後再商。1841年1月7日，英軍突然攻佔虎門的大角、沙角炮台，清守軍傷亡慘重。

此後談判形勢亦隨之扭轉，琦善被迫讓步，表示若英方歸還定海，他即將英國人照會中索取一處地方『寄居』的要求，向道光帝奏請。此後，義律進一步要求割取尖沙咀和香港兩處，琦善於1841年1月15日答稱，英方只可『擇一處地方寄寓泊船[S3] 』，並即行交還定海、沙角和大角，他才允『代奏』。義律次日覆函，表示接受條件，同意接收香港，並交還舟山、沙角與大角。

中英雙方代表最後擬就這項草約，主要內容是：

• 香港本島及其港口割讓予英國；
• 賠償英國政府600萬銀元；
• 開放廣州為通商口岸；
• 英軍撤出沙角、大角炮台，歸還定海。

義律於1月21日單方面公布了這項草約；不過草約由始至終並未經中國皇帝批准，而琦善也沒有蓋他的官印，因此該條約不具法律效力。

義律製造既成事實

義律知道倫敦想要的是舟山群島而非香港，但他堅決認為香港為較佳的選擇，因為這裡有個廣濶而安存的港口，有大量淡水供應，容易受到海軍保護；而舟山附近的水域卻不利於船隻航行。

義律想在倫敦反應之前做成既成事實，於是急命英國遠東艦隊支隊總司令伯麥 (J J G Bremer) 派兵於1月25日佔領香港島，他的計劃是說服英軍香港島是個建立基地的好地方，並說服英商在這裡投資。

2月13日，義律將單方面公佈的《穿鼻草約》草案呈送英外交大臣巴麥尊。4月10日，巴麥尊收到義律的報告後果然大怒，他認為賠款600百萬銀元太少，尤其是不該放棄舟山羣島而去佔領香港這個無人小島。更何況，香港的地位也很不確定，既然允許清政府在島上收稅，那就不是英國殖民地。

義律的報告在英國商界也引起強烈反響，英商亦認為義律要求太少。4月12日，倫敦39名商人致函外交大臣巴麥尊，抱怨『這次遠征的所有目標都不必要的被犧牲掉了』。4月16日，利物浦『東印度和中國聯合協會』等48家團體和公司也聯名致函巴麥尊，要求『不要批准義律的初步安排』。

女皇不悅

當時年僅22歲、即位不久的維多利亞女皇也對義律不滿，於4月13日寫信給她的叔父、比利時王，信中除讉責義律外，並開玩笑地說她剛出世的大女兒Princess Victoria (又稱Princess Royal) 應該稱為『香港公主』才對：

My dearest Uncle,

I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letter of the 9th, received yesterday. I think, dear Uncle, that you would find the East not only as 'absurd' as the West, but very barbarous, cruel and dangerous into the bargain.

The Chinese business vexes us much, and Palmerston is deeply mortified at it. All we wanted might have been got, if it had not been for the unaccountably strange conduct of Charles Elliot who completely disobeyed his instructions and tried to get the lowest terms he could... The accounts of the cruelty of the Chinese to one another are horrible. Albert is so much amused at my having got the Island of Hong Kong, and we think Victoria ought to be called Princess of Hong Kong in addition to Princess Royal.

外相怒斥

4月21日[S4] ，巴麥尊給義律寫了一封私人信件，告訴他英國政府關於中國事務的最後決定。

他在信中嚴厲斥責義律把命令當廢紙，没有充分利用他手上的武裝力量去實現全部目的。尤其對義律同意交還舟山群島表示憤怒。他說，我們海陸軍世上無敵，小小一個舟山，我們愛保留多久就多久。

對於割佔香港一事，巴麥尊表示不感興趣。他認為發展對華貿易的理想地區是在中國東海岸，香港這個『幾乎没有人煙的小島』在貿易上幾乎毫無價值，即使在華南的貿易，也只能在廣州而不是在香港進行。此外，香港還遠離中國北方的重要政治、經濟中心，其價值僅在於貿易淡季時可供英商蓋房棲息。

『香港決不會成為商業中心，充其量是第二個澳門而已。』

巴麥尊還在信中嘲笑義律不懂國際法的基本知識，把這麼一個毫無法律效力的割讓行為──中國還未在條約上蓋上任何關防──拿來向他報功。鑒於義律拒不執行政府的訓令，巴麥尊在信末宣佈，他不能將重任託付於義律這樣的人，要撤銷他的駐華全權使臣間商務監督職務。

5月14日，巴麥尊又就割讓香港問題，寫信批評義律說『本國報紙刊載你對英國在華臣民所發的告示，宣布香港島永遠併入英國版圖。我必須對你指出：除非是通過君主批准的正式條約，不能將屬於該君主的任何一部分領土割讓並轉交給另一位君主。同時，任何臣民無權割讓其君主的任何一部分領土。因此，即使與琦善達成了割讓香港的協議，並正式簽署了條約，在中國皇帝正式批准之前，該協議並無任何價值和效力。

『你和琦善之間没有簽署正式割讓香港的條約，而且無論如何可以肯定，在你發布告示時，即使有了琦善簽署的條約，他也是未經皇帝批准的。所以，你發布告全然是為時過早。』   

英外相巴麥尊

倫敦改變態度

巴麥尊聲稱不承認穿鼻條約，但英國人並没有因而撤離香港。義律的策略是先造成既成事實，然後再找尋法律上的根據。

不久之後，巴麥尊對香港的態度有所改變。5月31日他在給砵甸乍的指示中說，香港島不必放棄，該島多方面條件優厚，可以成為英國對華貿易的一個據點。這就改變了英國原先對香港的政策。

巴麥尊還想讓清政府在香港設立海關，以推動英國在華貿易的發展。他發現香港確實具有一定的價值，並非如他原來所想的會防礙英國在華的整體利益。

雖然最初力主長期佔有香港的義律雖於1841年8月被免職[A5] ，但英國人是決定在香港留下來。

香港1843年才成為英國殖民地

1842年清兵在戰事中節節失利，道光帝最終妥協。8月29日，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其中第三款承認割讓香港予英國：『因大英商船遠路涉洋，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沿海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將香港一島給予大英國君主暨嗣後世襲主位者常遠據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廷代表欽差大臣耆英、
伊里布，英國代表砵甸乍在英軍旗艦「康華麗號」正式簽訂中英《南京條約》

很多人以為，香港於1842年簽訂南京條約便成為英國殖民地。其實不然。這種國際條約由兩國代表簽署，但需要雙方國君蓋上御壐，然後兩國再互相交換已蓋印的條約文本，條約才算生效。

當年没有飛機，要用船將條約文本送回英國，單程就要數月，還要待維多利亞女皇蓋印，再運回遠東，到達時已經是1843年。

1843年6月23日，兩廣總督耆英帶著蓋了道光帝御壐的南京條約文本，由黃埔乘坐英國海軍蒸汽輪到香港，舉行換約儀式。

中國欽差大臣耆英於1843年6月24日駕臨香港時，砵甸乍迎於督轅的情景。
當年還未有正式的港督府，砵甸乍居於今日香港動植物公園一帶的政府檔案室。

儀式在當日下午5時在香港督轅舉行，由麻恭中校宣讀英女王的公告，宣佈香港正式成為英國的領地。儀式完成後，耆英退席，然後英方宣讀皇家委任狀，任命砵甸乍為香港殖民地及其屬土的 (第一任) 總督，兼英國在港駐軍總司令。他在此之前的身份是香港的『Administrator』，或可譯為『行政長官』吧。

砵甸乍於獲委任當天發表公告，向香港市民宣佈香港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他成為香港總督，以及正式將香港島北面的城市命名為『維多利亞』城，即當時英女皇的名字。

南京條約打擊香港經濟

南京條約終於落實，香港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這對香港是好是壞？那要看大家從民族主義立場抑或香港長遠利益的角度看這問題。

不過，條約的落實，在經濟方面在短期內肯定不利於香港，因為條約規定清政府須開放5個口岸與外國通商，『五口通商』令香港的轉口貿易大受打擊。將來如有機會或再談談這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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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義律（Sir Charles Elliot，又稱Captain Elliot，1801年－1875年9月9日）為英國軍人和殖民地官員，1836年至1841年擔任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就在他任內因鴉片貿易問題，使得英國對清廷宣戰，引發第一次鴉片戰爭。就是他派兵於1841年1月25日登陸並佔領香港。

[A2]懿律 (George Elliot，1784一1863)，為英軍侵華全權委員、代表兼英國遠征軍海陸聯軍總司令。他是義律堂兄。

[S3]琦善認為，「香港一處」是指香港島的西南一隅（即今香港仔），因為當時「香港」一詞並非全島的總稱。那時中國地圖上香港島稱為紅香爐山或紅香爐汛。見丁新犳『紅香爐與紅香爐天后廟』一文。

[S4]一說5月3日。

[A5]免職後義律被調往北美，任英國駐德克薩斯代辦。

『九龍皇帝』與開埠初年的地權問題

八年前 (2007年) 的7月25日，本港各大報章報導了一則新聞：『九龍皇帝』『駕崩』。

大家都知道，所謂『九龍皇帝』，指的是一位數十年來在香港各處公眾地方牆上寫大字、自稱擁有九龍的老伯曾灶財。這位老人家家境清貧，獨居觀塘翠屏南村，靠拿綜援過活，報章戲稱他『駕崩』，明顯是調侃他，即認為他說的是一派胡言，甚至認為他有精神病。

曾灶財原名曾財，1921年11月12日生於廣東肇慶蓮塘村。16歲來港，做過農夫、紗廠工人、建築工人及垃圾站管理員。在垃圾站工作時，曾被垃圾壓傷，以致後來走路蹣跚。

一次曾灶財回鄉探親，據說在整理祖先遺物時，看到族譜及其他文件，發現九龍斧山道、彩虹一帶是以前皇帝御賜給他先祖的食邑。回港後即天天拿著毛筆、墨水到街上寫字，自稱『九龍皇帝』，把家族的名字、地權，一一寫在人人可見的地方，以宣示『主權』。

曾灶財精神狀況或許不太健康，但他塗鴉的內容是否如一般人相信是一派胡言、不值一顧？

他的祖先是否曾經一度擁有九龍某些土地？

究竟英國人佔領香港之前，香港的土地業權是屬於誰的呢？

鄧氏為大地主

原來開埠前香港的土地屬於幾個大家族，有些是皇帝所賜，有些是向政府買回來[A1] ，都屬於永業權，即政府對那些土地没有年限管制[A2] 。

新界有所謂五大族，即鄧、侯、廖、文、彭，其中最大的是鄧族，他們原籍江西，於北宋年間已移居現在的新界地區，至明代已擁有香港島、九龍和新界的大部份土地，包括最富庶的元朗平原；彭族的土地相對來說最差。

清初，為防鄭成功等人沿海的抗清活動，以及倭寇的騷擾，清政府實行嚴厲的海禁政策，先後9次下達『遷界』令，將東南沿海居民向內陸遷入50里，使之遠離海岸。香港那時屬於新安縣，亦在『遷界』範圍內，所有居民被迫遷。

『遷界』措施令區內民不聊生，1684年清廷宣告停止『遷界』行動，准許沿海地區居民『復界』，鄧氏家族回到原居地，獲得新安和東莞兩縣政府發出地契，以證明他們的業權。英人佔港前兩個多世紀中，他們定期交稅，獲政府視為該等土地的真正的、法律承認的地主[A3] 。

另一方面，這些地主將大部份土地租予他人耕種，自己卻不住在該處[A4] ，這情況在香港島最為明顯。

英佔港島 破壞原業權制度

港島居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給自足的農村生活，於1840年代出現變化。1841年1月25日，英國海軍測量船琉璜號 (HMS Sulphur)[A5]  艦長卑路乍 (Captain Edward Belcher) 率領一小隊英軍在上環水坑口登陸，正式佔領香港島。

英軍登陸數天後，即發出公告，宣布清政府已將香港島割讓予英國，此後島上居民由英國統治，並強調『私有合法財產權益，概准仍舊自由享用』[A6] 。

說是這麼說，但英國人隨後的行動卻侵犯了港島居民的『私有合法財產權益』。英軍鞏固了水坑口的據點後，即修築道路連接水坑口及其他地區，修路和建屋工程破壞了附近的農田。

當時香港島的發展集中在南部，尤以赤柱最為繁盛，港島北岸相對來說落後很多。水坑口所在的中上環一帶統稱為『群帶路』(這名稱的來原將來另文探討)，根據香港政府在1841年5月15日公佈的香港第一次人口調查[A6] 顯示，那裡有條漁村就叫『群大路』(即『群帶路』)，人口50人。

那一帶的農田屬於鄧族 (當時鄧族以鄧永福堂名義擁有那些田地)，農田受到破壞，佃農敢怒而不敢言。鄧族收不到田租，於1841年5月28日致函新安縣政府投訴，並要求指示，是否可以免他們的地租，或者容許他們將英國人趕走。縣政府向鄧族索取具體資料，並答應會向省政府反映。

英國人強佔香港島，北京政府也没辦法，地方政府當然没有能力將他們趕走。後來簽訂南京條約，香港島正式割讓了給英國，米已成炊，更加無法改變。

英國接收香港後，開始徵用土地以作發展，但他們不知道原業權誰屬，相信亦没有向清政府索取有關資料，他們誤以為在那些土地上耕種的人家是地主，於是收地賠償款項發給了租戶而非業主。有些租戶不誠實，冒充地主收取港英政府的賠償。

1843年6月25日，鄧氏家族又再向縣政府上書，投訴有黃泥涌的租戶冒充地主騙去政府的賠償。新任縣令指斥鄧族投訴不合理，指他們不可能期望英人奪去他們的土地後還會付鈔。

事情一直未得到解決，而且有惡化的趨勢。1844年6月8日，鄧氏家族以『鄧致祥』的名義又向縣政府投訴4名香港圍 (位於現今黃竹坑近香港仔隧道口) 及10名黃泥涌掃桿埔租戶拒絶交田租，縣政府一方面指責鄧族未有提供足夠資料證明他們的業權，另一方面亦指責那些租戶，除了奪取了地主的田地外，還向英人說地主的壞話，而且是不盡不實的壞話。

省政府向現實低頭

最後這些個案送交省政府處理，省政府批示：既然皇上已批准英夷在香港留下來，雖然他們在鄧志祥田地上建屋，令該土地無法耕種，亦只好根據番禺縣為建堡壘而遷拆屋宇的先例，豁免鄧氏田租。

省政府並於該年年底通知英國駐華商務總監兼港督戴維斯：由於香港島已歸英國擁有，中國政府不再向鄧氏的港島田地收取地稅。從此，鄧族的租戶改為向港英政府交租，而鄧族亦從此失去港島的田地。

其實除鄧族外，英國人亦充公了廖族在黃泥涌的土地，稱該地早已荒廢，並指責廖族没有好好打理土地[A7] 。

英國人從傳統大家族手中奪去土地的過程，隨後在九龍和新界重演，並將土地以前的永業權改為承租權。

除了五大族外，還有些較小的家族在香港地區內擁有土地。例如黃氏家族除在南投擁有土地外，亦擁有長洲的土地。筆者還記得，回歸前在長洲買賣土地，要向一個叫『黃維則堂』的組織申請。

由此可見，曾灶財聲稱祖先曾擁有九龍部份土地，並非絶無可能，不過當年哪個家族擁有哪片土地，現在已很難考究。除非曾氏的家人能回鄉找出地契或其他證明，否則曾灶財只會繼續被人當作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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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James Hayes, 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A2]劉潤和著：《新界簡史》，第33-34頁。三聯書店 (香港)，1999.4。

 [A3]James Hayes, “Hong Kong Island Before 1841”. Hong Kong : Hong Kong – A Reader in Social History, 2003, pp 3-37.

 [A4]這種地主稱為absentee landlord，而這種情況則稱為『一田二主』。地面的使用權稱為『地皮』，地底的擁有權稱為『地骨』。

 [A5]現在在位於香港島堅尼地城與大小青洲之間的硫磺海峽是以該船命名的。

 [A6]林友蘭：《香港史話》，第2頁。香港上海印書館，1985.1。

 [A7]Louise Ho, “Historians divided over the claim of ‘King of Kowloon’”. China Daily Hong Kong Edition, 2007-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