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民請命葉錫恩 (3)

『有事找葉錫恩』

除了政府政策和行政不當外，葉錫恩亦針對政府內部的貪污問題。

一次她還為50多宗交通意外的苦主及家屬，舉行了一次集會，這些交通意外事件都是因警方貪污而影響了法庭的判決，以致受害者無法取得應得的補償。最後葉錫恩還帶領與會者前往港督府請願。

葉錫恩又想為一些向警方舉報罪案而反而被捕入獄的人申冤，這些人會被安排在一個叫Detention and Deportation Tribunal的法庭那裡提堂，這是一個秘密法庭，由一位法官和兩位太平紳士主審。

庭上提出的傳聞證據都是警方提供的，被告人不可向證人提問，也没有律師辯護，警方可把他們無限期拘留，然後遞解出境，目的地不是大陸就是台灣。只要警方說在普通法庭提堂會對證人構成危險，便可在此法庭審訊。

她首先把有一些有關小販的個案在市政局會議上提出，痛斥將小販驅逐出境的做法，得到民選議員的支持。幾天後，輔政司立刻在星期日的報張用整個頭版的篇幅攻擊葉錫恩，指責她利用市政局的特權作出毫無根據的攻擊，說整件事都是捏造的，還向葉挑戰，要她提出真實的證據來。葉真的把證據寄給輔政司，但他置之不理。

1970年代小販『走鬼』情況。

葉又為一位受害村民，組織了20多位認識受害人的村民寄一封聯名信給輔政司，信中指香港黑暗，法治有名無實，要求政府放人。結果輔政司把那人和另外幾個情況相同的人釋放，但保留案底。

葉錫恩來港後，極力為民眾向政府爭取權益，成為市民的希望，「有事找葉錫恩」成為當年不少弱勢社群的一句口號。

與此同時，她已令到政府內外很多既得利益集團大為不滿。

『1965年初的時候，我已經使到警察、三合會，以及一些偏袒整個制度的高官不安，不論這個制度有多腐敗或嚴重錯誤，他們都要偏袒。我在群眾之間的聲譽非常好，不過在政府的圈子裡面，我就常常受到攻擊。1966年，是一個可以把我打倒的好機會，這個機會，政府和警察都不會輕易放過的。』

1970年葉錫恩與罷工的隧道工人。

葉錫恩聆聽市民投訴。

反天星加價騷亂

1965年10月，天星小輪向政府申請加價，將頭等收費由2角增加至25仙，3等收費則維持1角不變。社會上對小輪加價反應強烈，認為將起帶頭作用；輿論一般大舉反對。當時葉錫恩在11月收集超過2萬個市民簽名，反對天星小輪加價。

1966年3月，咨詢公共運輸公具收費的交通咨詢委員會，除葉錫恩外，一致贊成批准天星小輪加價。一時間輿論嘩然。葉錫恩號召市民及社會團體站出來反對加價，保護自己的利益。

4月4日上午，青年蘇守忠身穿寫上「支持葉錫恩」、「絕食」、「反對加價」的外衣，到中環天星碼頭站立，進行絕食抗議，引來途人圍觀。葉當晚到碼頭見蘇，對他說了些鼓勵說話。

4月5日下午，警察拘捕蘇守忠。葉到警署探望蘇，又到蘇家將事情告訴他父母。葉在回憶錄中說示威者曾要求她帶領他們示威，但她拒絕了，因為不想害了他們。不過有在警署工作的朋友秘密告訴她警方準備陷害她。

推動政制改革不果

暴動結束後葉錫恩回到英國，向國會議員揭發香港政府與警隊的貪污情況，並希望說服他們只有在香港進行民主改革才有望改善這情況。

5月5日，她在其下榻的倫敦酒店舉行記者招待會，公佈其香港政制改革建議。葉錫恩表示，她此行旨在遊說英國政府設立一個專門研究香港的皇家委員會，以推動香港的政制改革。她說：我的想法應向香港市民公佈，以便他們能夠自作決斷。這份建議計劃，是與正在倫敦工作的香港大律師梁永濂合作草擬的，其中包括5個要點，12項副條文。

九龍騷亂調查委員會聆訊開始後，盧麒揭發他在警署被苦打成招，被廹承認接受了葉錫恩的5,000元，以發動反加價騷亂。此外，盧景石又在聆訊中重複那5,000元發動騷亂的指責。

葉錫恩在倫敦發表聲明，指有人企圖誣陷她，玷污她的聲名，她向盧景石挑戰，要求他接受測謊機的測試。另一方面，她立即選了她認識的白來恩‧戴斯德律師 (Brian Tisdall) 及以她的朋友山昆納弟大律師 (Sanquinnetti)，代表她出席調查會。

她還致函數位英國國會議員，以及殖民地部次官史東豪斯，促請他們注意香港警方對她的誹謗。另外，她寫了一份報告，詳述她在香港所看到的嚴重問題，包括不公開的審判，以及公務員未經公開調查即被開除等。

6月9日葉錫恩呼籲香港市民登記為選民，參加市政局選舉。晚上她從倫敦前往家鄉紐卡素，探望家人和一個有病的兄弟。

這時有人搞了一個『葉錫恩基金一元運動』，在很短時間內為她籌募了3萬多元作為她這次辯護的經費，於是葉帶了4位英國國會議員回港，讓他們親眼看看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最後調查委員會放棄追究葉錫恩。

葉錫恩在英晤工黨國會議員藍堅 John Rankin，藍堅十分關注香港事務， 曾於國會辯論時稱港府為獨裁政體，引起香港傳媒廣泛報導。

葉錫恩在九龍騷亂事件中逃過一劫，可是在政改方面卻遭受挫折。

8月28日，英國殖民地事務大臣李輝德訪問香港，9月2日，李輝德針對香港市民要求改革的呼聲，專門就香港政制改革問題發表了談話。

他說：不能預測香港的政治體制會有任何重大改變的可能，香港的政治發展有明顯的限制，因為香港不能像其他屬地的變一樣，希望達成自治或獨立的地位。成立民選立法機構主張是錯誤的，因為這些政治發展只有最終目的是要達成自治或獨立才真正有意義；香港最大的改革可能應在市政事務和地方行政方面。

李輝德的這番講話導致了同年11月23日發表的『香港地方行政制度工作小組委員會報告書』(即『狄堅信報告書』)。

殖民地部大臣李輝德訪港，在記者會上宣布香港政制不能改。

1967暴動中嚴守中立

1967年葉錫恩退出聯合國香港協會，以及最初支持她參選市政局的革新會。

同年左派暴動期間，葉錫恩嚴守中立，並没有偏向任何一方，因為有人曾警告她，工人會組織另一次暴動，她可能被推舉為領袖，然後會被入罪。甚至港督要求市政局發表公開信支持政府時，她也拒絶在信上簽名。

雖然和政府的關係搞得不好，她還是於1968年獲政府批出一塊觀塘功樂道的地皮，用以建新校舍。由於不肯賄賂政府官員，建築工程被拖慢，令建築費用超出預算，好在最後還是能籌得需要的款項。新學校於1972年啟用，容納1,500學生。

為民請命葉錫恩 (2)

開罪港府

葉錫恩第一次得罪殖民地當局，是仍住在寮屋區的期間，給英國『衞報』寫了一封信，指出香港工人比國內工人更辛苦，因他們一星期工作7天，每天10小時。該封信後來獲得國會議員引述，而英國工業界則抱怨無法與香港的廉價勞工競爭。

結果香港政府要修改勞工法，以滿足英國的記者和國際勞工組織，但實際上工人仍然景況堪輿，而且聘用童工的情況相當普遍，還得到政府的默許。

當選市政局議員

1962年聖誕前後，在一位朋友遊說下，葉錫恩加入革新會 (Reform Club)，革新會招她為會員是因為他們想找一位女候選人參選市政局，而且最好是教育界的[A1] 。而葉錫恩加入革新會，是因為她認為做了市政局議員便有更多機會為民眾服務，而且她一向十分欽佩革新會主席貝納祺 (Brook Antony Bernacchi) 的為人，覺得他常替本地人說話。

以往多次選舉中革新會與公民協會 (Civic Association) 是競爭對手，1963年市政局直選雙方決定改為合作，聯手出擊，組成「革新公民聯合陣綫」，葉錫恩便成為兩會聯合派出的4位候選人之一，其餘3位為李有璇醫生 (爭取連任的革新會秘書)、張永賢律師 (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委員)、吳頌堯。

參選的還有兩位獨立候選人：上屆代表革新會的陳樹垣 (德明中學校長、前廣東軍閥南天王陳濟棠之子) ，以及和李尚沛[A2] ，6人爭4席位。而兩會的最強對手是陳樹垣。

1963年3月7日 (星期四) 舉行投票當天，革新公民兩會的頭頭貝納祺、張有興和鍾愛理遜都親臨坐鎮，兩會和陳樹垣的助選團人數旗鼓相當。當年拉票活動已經相當激烈，參選各方均出動車船接送選民。可惜，投票當天，在25,932名合資格選民當中，只有5,320人到港九4個票站投票[A3] ，投票率只得21%，為歷年最低。

那年市政局選民要從6名候選人中選出4人，而每位選民只可圈選兩人。結果葉錫恩獲2,287票排名第四獲選[A4] ，得票最多的是陳樹垣，兩會的李有璇和張永賢亦當選，吳頌堯卻落選。

當時革新會和公民協會聯手促請政府實施一連串的改革，包括在立法局引入民選議席。可惜兩個團體的合作没維持多久，因為雙方目標雖一致，但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公民協會是個右傾組織，主要爭取對象是商人和專業人士，而革新會則為社會貧苦大眾說話。

葉錫恩當選市政局民選議員之後，放棄了部份教書時間，以便可以接見市民，以及落區訪間、開會、寫信。她經常就小販、徙置等問題提出令官員尷尬的質詢。

首次當選為市政局議員的葉錫恩

徙置問題

她當選市政局議員後不久，即針對政府兩大政策範疇 – 教育與房屋 – 發表言論，一方面反對教育司建議將小學入學年齡提高，另一方面批評政府的寮屋政策[A5] 。

葉錫恩特別關心的是木屋居民徙置問題。

徙置本來並非市政局的責任，但因為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約20萬難民在隨後的一年內湧入香港，在港九新界各處搭起無數木屋棲身，那些木屋區不但衛生條件惡劣，而且容易發生火警。港府當時還未有專責部門處理寮屋問題，於是遷拆安置的工作成為市政局的臨時職責，單單那一年內，便拆了6,000間木屋，徙置了4萬居民[A6] 。

此後難民仍不斷湧入，至1951年，香港人口由戰後的60萬驟增至210萬，至1952年木屋居民已增至35萬。

1950年代初沿九廣鐵路來港的內地難民。

大陸難民湧入，1950年代的唐樓
一個單位住上多個家庭。

寮屋問題，除了難民因素外，還因為1947年頒布的租金管制，令市區重建緩慢，房屋供應嚴重短缺，無法應付突然大增的需求，雖然大部份新來客都在擠迫的舊樓棲身，仍然有不少以木屋為家[A7] 。

市政事務署於1951年成立寮屋管制組 (Squatter Control Branch，俗稱『寮仔部』)，劃出多個『指定平房區』，安置被拆遷的居民或大火災民到那裡，住進兩層的標準平房，成為早年的徙置區[A8] 。

1953年發生在石硤尾及其他地區的多次木屋區大火，災民數以萬計，更令徙置問題顯得迫切。

以新的木屋安置舊木屋居民並非長久辦法，1954年政府成立屋宇建設委員會 (1973年改組為房屋委員會至今)，負責興建公共屋邨以徙置寮屋居民。當年10月，便有8幢7層高的徙置房屋在石硤尾落成。

1953年石硤尾大火。

大火後香港政府於1954年在災區
原址興建徙置大廈。

屋宇建設委員會隸屬市政局，市政局主席為委員會的當然主席，而市政局議員亦為房委會當然委員[A9] ，所以葉錫恩上任後即面對寮屋居民的徙置問題。

本來，大陸新移民於1954年後已大減，但木屋居民卻仍然不斷增加。原因是徙置政策令不少租戶由舊樓搬到寮屋等待遷徙；另1956年放寛租務管制，令市區重建突然加速，大量舊樓居民被迫搬到寮屋居住[A10] 。

為統籌徙置事務，政府於1954年6月成立徙置事務處，另為免徙置政策被濫用，政府於當年8月從空中視察全港木屋區，並製圖作為紀錄，此後才建的木屋被視為非法，要拆卸，並且無資格上樓。自此經常出現木屋區被拆，居民無家可歸的情況[A11] 。

為什麼不好好安置那些居民？原來當年港英政府遷拆寮屋，並非為改善那裡居民的居住環境，而是為快速而有效地解決寮屋區造成的火災危險，及其對公共衛生和秩序的威脅[A12] 。

而1970及1980年代的民政司黎敦義（Denis Bray） 更揭露：「五十年代的徙置計劃並非為窮人而設的房屋計劃，而是為了騰出土地供發展。[A13] 」

既然政府的徙置政策並非真正為寮屋居民著想，官員就不會妥善安置對那些非法寮屋居民。

葉錫恩首次當選市政局議員的1963年，寮屋居民多達53萬多人，佔市區人口的20%，是歷年的最高峰[A14] ，所以寮屋居民徙置工作十分艱巨。

葉錫恩上任後不久，即遇到土瓜灣落山村遷拆事件，這個位於落山道的木屋區於1963年4月在3星期內被拆掉[A15] 。原來政府於1954年做了一次空中視察繪圖，以後便以此為準則，制訂徙置法例，1954年之後出現的木屋區便屬非法，需要遷拆[A16] 。

這次遷拆牽涉百多戶人家，徙置處卻没有即時安置，他們無處容身，唯有露宿山頭，抵受日晒雨淋之苦，有20多名居民因而病倒。拆屋時，寮仔部人員還把他們的牀板及用具檢走，甚至把水缸打破，令他們無食水可用[A17] 。

居民代表於4月29日到何文田徙置事務處請願，處長摩理遜和副處長徐家祥[A18] 均拒絶接見，職員接過請願信後迫令請願居民盡快散去，否則報警拉人。葉錫恩當天下午到該村訪問，剛到步便被居民包圍，懇求她代為向政府請求合理安置。葉答應盡力而為[A19] 。

這些無處棲身的居民固然淒涼，但縱使獲得安置的亦不一定解決了問題，因為這些所謂黑市居民，會被放逐到無法居住的『特准區域』。

這年7月葉錫恩巡視了西貢7號墳場木屋區，那裡便住了5,000多人，他們是從九龍多處天台木屋和徙置區木屋被遷徙而來，該木屋區位於山上，這裡無水無電，居民用水只能靠山腳兩口水井，還要從山腳將水挑上山上。而且地處偏僻，村口又没有巴士站，醫院和學校就更不用說。

葉錫恩與徙置處長巡視過後，處長答應加建儲水池和上山水管，以解決居民用水問題[A20] 。

此後葉錫恩多次批評政府的徙置政策，要求政府妥善安置木屋區居民。她自稱是徙置事務處中最不受歡迎的人物，每星期寫的投訴信達30多封[A21] 。據當時在寮仔部負責回覆投訴信的林中麟 (後來曾出任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 回憶，他們收到的來信，最多的便是來自葉錫恩[A22] 。

1950年代的山邊寮屋。

當年的木屋區很多是在偏遠荒蕪的地方，無水無電，居民生活甚為艱苦。

1979年木屋區火災後重建，葉錫恩
主持第一間寮屋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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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葉錫恩著、隋麗君譯：《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第15頁。香港文匯出版社，2004.8。

 [A2]工商日報1963-03-08。

 [A3]4個票站為：大會堂、尖沙咀天星碼頭、北九龍裁判處、跑馬地防衛軍總部。其中大會堂是主要投票站，尖沙咀亦很熱閙，而跑馬地則為最冷清的票站。

 [A4]工商日報1963-03-08。後來葉錫恩再參選市政局時已退出了革新會。

 [A5]工商日報 1963-04-03。

 [A6]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1883-1999》，第116頁。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2。

 [A7]王于漸：『香港的住宅為何那樣狹小？』，信報2012-09-12。

 [A8]楊汝萬、王家英編：《香港公營房屋五十年 – 金禧回顧與前瞻》，第339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A9]市政局議員至1973年該局改制之後，才不再兼任房屋委員會委員。

 [A10]『香港的住宅為何那樣狹小？』

 [A11]大公報 1963-09-02；方國榮、陳迹：《香港經典系列 - 昨日的家園》，

 [A12]《香港公營房屋五十年 – 金禧回顧與前瞻》，第339頁。

 [A13]『香港的住宅為何那樣狹小？』

 [A14]《香港公營房屋五十年 – 金禧回顧與前瞻》，第307頁。

 [A15]工商日報 1963-04-30。

 [A16]大公報 1963-09-02。

 [A17]工商日報 1963-04-30。

 [A18]徐家祥是首位華人政務官，1971年至1973年官至勞工處處長，嘗任行政立法兩局官守議員。

 [A19]同上。

 [A20]工商日報 1963-07-25。

 [A21]大公報 1963-12-04。

 [A22]『特區日記：兜兜轉轉幾十年「打回原形」，林中麟掌市建局仍返寮仔部』，太陽報2001-12-12。

為民請命葉錫恩 (1)

葉錫恩原名Elsie Hume，於1913年6月2日出生，至於出生地點曾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出生後她跟隨父母住在紐卡素。

他父親名John Hume，是電車售票員；母親名Florence Lydia Hume，經營一間小店舖。家庭收入僅僅足夠餬口。家中共有4兄弟姐妹，爸爸自小便教導他們，人人生來皆平等，這信念對葉錫恩的影響極為深遠。

葉錫恩4歲半入學讀書。1925入讀英格蘭的Benwell Secondary Girl’s School；1928年轉讀英格蘭Heaton Secondary School；1932進入達拉謨大學 (Durham University，即現在的紐卡素大學) 的Armstrong College，1936取得文學士學位，翌年再取得教育文憑。

葉錫恩在學生時代有「噴火式戰鬥機」(Spitfire，當時最新式的戰鬥機) 的外號，她後來說自己擁有強健的體魄，主要是從那時多做運動、勤力工作和少吃的習慣中培養出來的。

大學畢業後，葉錫恩在英國教了10年書。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葉錫恩出任國民志願防衞隊隊員，晚上要起來救助受戰機轟炸的平民，雖然第二天早上一臉倦容， 但還要繼續教書。由那時起她養成了睡很少時間的習慣[A1] 。

葉錫恩1946年與務農的艾威廉William Elliot在赫爾 (Hull) 結婚，她的新夫婿本為工程師，曾因反戰不肯當兵而坐了一年的牢，他們二人志趣相投，都想當傳教士，都想到中國去傳教。

三歲的葉錫恩(右)與姐姐。

偕夫來華傳教

同年秋天，他們到了倫敦，為去中國而作好準備，艾威廉在那裡學醫，以便在中國傳教時為人治病。1947年，艾威廉完成醫學課程，夫婦二人回北方跟家人道別後，便於當年12月乘船從格拉斯哥出發，跟隨教會前往中國傳教。

他們先到香港，在那裡逗留了幾天，辦理一些文件和手續，當時她眼中的香港『到處都是殖民地式的建築物，用扁擔竹籮來挑東西的人到處可見。』在香港接待他們的是位資深的英國傳教士，向他們講了不少英國人如何打敗中國人，嬴得多場殖民地戰爭的歷史；而他對中國人顯得不耐煩。葉錫恩記起以前有傳教士對她說過：『有些傳教士跟本就是資本主義者，他們利用基督的名來達到一些目的。』

葉錫恩初到香港見到很多殖民地風格的建築，圖為1950年代中環皇后行。

離開香港之後，他們第一站到達上海，本來計劃在東北傳教，但因共軍正從北方向南推進，他們只好改變計劃，到江西省去。他們坐船溯江而上，到達江西省的九江，住在教友家裡。她就在這時開始學習中文，並起了中文名字『葉錫恩』。


政權更替 被迫離華

1948年9月，他們被派到南昌以西的宜豐，一條『很窮、很純樸』的小鄉鎮。他們在村裡除傳教外，還贈醫施藥。11月傳來共軍佔領南京的消息，他們為安全計，搬到大城市南昌去。不久，共軍佔領南昌。

紅軍軍紀很好，對人民秋毫無犯，也没有難為教會中士，南昌的經濟亦逐漸有了起色，水電等共用事業服務都有所改進。

但很快新政府就開始查問外國人，又常到他們家裡搜查，似乎有意滋擾，且顯然對他們很不信任，令他們大為光火。

『在新政府的管治下，基督教越來越受到影響，我們留在那裡，既起不了什麼作用，而且令人很為難。』1950年韓戰爆發，葉錫恩這些英國人的處境更為不妙，雖然共產政權没有對她們怎樣，但英國政府和當地人都勸他們離去。

葉錫恩在回憶錄中總括了在中國的經驗：『在中國3年，我發現自己實在没有什麼東西值德教給中國人，相反的，從他們那裡，我學會了第一課，知道了外國人一向自大，認為自己信的真理才是生活的真諦。……在他們眼裡，這種宗教是代表貪婪和侵略的殖民地主義。罪不在基督教，而是在那些所謂基督教國家，他們利用基督教作為擴張主義的一種武器。』

她也對教會領導人的自大、狹隘、門戶之見和大男人主義感到十分失望，特別是對她自己的教會非常失望。而他丈夫威廉就是信奉狹窄教條和原則的人，於是二人的距離越來越遠。

來港定居

1951年2月，葉錫恩與丈夫離開南昌來到香港，她本來是打算去婆羅洲與其他教友會合，只是路經香港，但來到香港幾天之後，一些她在內地已經認識的教友，來到她們夫婦下榻的『士兵與海員之家』找她，這些教友都在香港成了政治難民。

葉錫恩在啟德新邨的簡陋居所。

她決定只要在香港租到便宜一點的房子便留下來 ─ 那時香港房租貴得驚人。最後她那些中國友人在他們的寮屋區 (啟德新邨) 內替她找到一套150平方呎的非法住房，月租100元，雖說非法，但比起附近的貧民所住的木屋比較，他們的房子可算是豪宅了，於是她決定留下來，想不到她就此一直以香港為家。

葉錫恩夫婦都是信義會的傳教士，並没有固定的薪金，只靠寄來的捐款維持一切開支。在木屋區的生活很困苦，甚麽風扇、冰箱都没有。葉錫恩甚至連坐巴士也没有錢；身上穿的衣服，不是二手買來的，就是舊衣縫補或改過來的。最初，他們為木屋區貧民免費看病，用的藥都是外國寄來的，每天都有10多人來看病。

邂逅杜學魁

1952年，葉錫恩在教會中認識了一位叫杜學魁的教友。

杜學魁於1921年在內蒙古包頭出生，3歲喪母，由伯父家照顧，伯父不想他讀書，只想他當農民。他惜來一張學校畢業証書，在農村學校當起老師。1933年國民政府在包頭成立中央政治學校的分校，有善心人出錢資助杜學魁在該校就讀。

1937年爆發盧構橋事件，杜為逃避戰火，與約70名同學及一批老師，冒著嚴寒橫越大片平原和沙漠，最後來到重慶，在那裡一間學校繼續學習。

二戰結束後，杜學魁決定來香港闖天下，1950年29歲那年由家鄉內蒙古經上海來港，當時身無分文，只能睡在三呎高閣樓，在出租書店工作，酬勞是每天兩餐一宿。後來，有位法國朋友留給他一批漫畫書籍，他便在啟德新邨另開出租書店，認識了附近英國教會Plymouth Brethren Assembly的葉錫恩夫婦，並且加入教會。

杜學魁有感於貧民區的孩子没有好的書本看，向葉錫恩提議辦一所學校。教會對這想法並不熱心支持，葉杜二人唯有自行想辦法。

他們買了一個舊的軍人帳幕，向政府要了路旁一塊空地，就在那裡辦起學來。1954年9月，那間帳幕學校開學，命名為『慕光中學』，當時共有30名中一學生，每人學費5元，僅夠一位教員的薪水。

葉錫恩後來說，他從杜學魁身上學到很多東西，而且逐漸被他改變。『我好像脫胎換骨，變了另外一個人。多年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希望[S2] 。』

脫離教會 離開丈夫

在和杜學魁感情不斷增長的同時，葉錫恩跟夫婿艾威廉的感情則每下愈況。她的健康亦因精神緊張而受損，患上了消瘦症，她丈夫也患了輕微肺病。最後葉錫恩於1955年下決心脫離教會，在教會大堂宣布脫離傳教士身份，作了這決定後，她頓時覺得如釋重負，但她丈夫則覺得十尷尬。

1955年11月，葉錫恩與夫婿坐船回英國，艾威廉是打算不回香港的了，但葉錫恩則對香港、新建的學校和杜學魁甚為眷戀，對她來說，留在英國就像厠身地獄。

就在這時，她在香港的教會有兩位老處女帶頭寫了封信，指責葉錫恩與別的男人有不軌行為，葉的丈夫雖然知道信中的指責是捏造的，但由於不想與教會作對，所以不肯站出來為太太辯護，令葉錫恩忍無可忍，而且香港的教會想把她的學校關閉，她於是決定離開英國和她的丈夫，於1956年5月乘船返回香港。

擴建學校

葉錫恩回港主要原因之一，是為拯救她在啟德新邨辦的新學校，但她發覺學校被教會霸佔，她在杜學魁的幫助下，要從教會手上奪回學校，他們乘學校無人之際，將校舍和原本屬於她的桌椅重新佔據，雖然後來遭教會人士毆打受傷，她還曾報警救助，最終還是如願以償，因為學校是以她的名字註冊的。

奪回學校之後，葉錫恩要用教書以外的時間替人補習，加以異常節儉的生活，方能維持生計和學校的開支。

1957年夏天，葉錫恩利用一位富商的捐款，擴建了她的學校。但學校所在地為政府臨時批給她用的，後來政府要在那裡建公屋，便將那塊地收回，葉錫恩唯有到處找新的校舍。她先找到九龍城一處天台住宅，將之改變為有4間課室的天台學校，並將校命改為『慕光英文書院』，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她當時在浸會學院兼職教書，在每月的1,200元薪金中，撥出1,000元給學校，只留200元作為自己的個人開支。

不過，在辦學的過程中，葉錫恩發現，當時的港英政府根本無意為窮人提供教育，而且她絶不肯行賄，所以官員對她諸多阻撓。她亦因為在九龍城區出没，開始了解小販的困境，日後小販問題成為她關注的重點之一。

慕光歷史
1954年	立帳蓬校舍於九龍啟德新邨命名為慕光中學。
1955年	建教室二間，以代帳蓬。
1957年	於原校舍加建一層，增二教室，易名為慕光英文書院。
1958年	開辦夜校，兼理社會福利工作，免費診所，牛奶供應站，及服務性的公眾圖書館。
1959年	啟德新邨拆建，遷衙前圍道40-42號租用校舍。
1961年	開辦獅子石道分校於 56-62 號。
1963年	開辦老虎岩 (樂富) 津貼小學，校址為 20 座地下。
1964年	於樂富邨 20 座天台開設兒童樂園 (樂富幼稚園)。
1965年	於太子道 214-216 號開辦慕光英文書院分校。
1972年	觀塘功樂道55號慕光英文書院新校舍落成啟用。
1976年	於荔景邨開設第二間津貼小學，命名為慕光荔景小學。
1982年	慕光順天幼稚園於順天邨設立，是為第二間幼稚園。
1983年	第三間幼稚園於沙田圓洲角臨時房屋區設立，名為慕光沙田幼稚園。
1984年	開辦第四間幼稚園於深水澤安邨，名為慕光澤安幼稚園。
1986年	觀塘第二校舍 (新校) 擴建落成。

早年葉錫恩夫婦在學校的留影。

1962年暮光書院第一屆畢業生合影。

慕光英文書院在工商日報1966年
8月11日登的招生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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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永不言倦的杜葉錫恩』，貼於公開大學網頁，2010年3月9日查閱。

[S2]葉錫恩：『葉錫恩自傳』第118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