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3月19日 星期六

新世界戲院 (四)

『影院大王』盧根接手

根據鍾寶賢的《香港影視業百年》,黎家將戲院『轉讓他人』,時間是1926年,卻没有說明『他人』是誰。

其實當時黎家是於1925822日宣布新世界戲院破產,在管理報窮事務官 (等如現在的破產管理主任) 的安排下,由主要債權人接管新世界戲院。主要債權人就是『華南影院大王』盧根的明達公司[A1] 

盧根又名盧典學,與孫中山結髮妻盧氏是遠房親戚。1888年出生於廣東省中山下策一個破落商人家庭,出生不久父母相繼去世,由一位嫂嫂照顧,生活艱難。

盧根早年跟隨伯父到香港當學徒,後離開伯父獨自發展,曾做過不同行業,最成功的是送冰生意。才20歲的盧根,看到有些大洋行把冰塊用船運到中環的碼頭售賣,那時還未有雪櫃,很多寫字樓派員工到碼頭排隊買冰。

盧根認為是一門生意,於是先把冰買下,然後騎單車把冰塊送給客戶,這服務大受歡迎,寫字樓紛紛要求送冰。客戶多了,盧根僱人送貨,並設冷房來放冰。盧根就是如此賺到第一桶金。但當雪櫃日益普遍,送冰服務便式微。

盧根轉到律師事務所工作,同時在聖士提反讀夜校。

不久,盧根的族叔、前國民政府總理唐紹儀介紹他進入廣州國民政府財政部任事,因而結識了主持財政部的廖仲凱。但盧根在財政部工作並不如意,便棄政從商。

1919年盧根開始從事電影事業,向廖仲愷等人集資,在廣州創辦了『一新戲院』。1920年他又在長堤大馬路開辦『明珠影畫院』(現廣州市羊城電影院)

1924年盧根在香港擺花街與猶太人利先生 (Mr Ray) 合資開辦『新比照電影院』,最初僅200座位,後來因為入座率高,又擴充至400個,電影院的說明書則成為香港第一種電影刊物。

與片商建立起密切關係後,盧根在中環畢打街開辦『明達公司』,並且上市。公司在皇后戲院後面設有試片室 (政府當局此時亦在這試片室檢查影片),全盛時期僱用十多名外國高級職員,在大陸亦有代辦處。

1925年,盧根收購了北京洋商辦的平安公司,該公司旗下的北京和天津的戲院業務,被華北影院大王羅明佑打垮。收購平安之後,盧根與羅明佑合作,合組成華北影業公司。

『華南影院大王』盧根
華北影院大王羅明祐





 








工商日報 1926年12月25日廣告

同年盧根與香港東華醫院主席馬敘朝合作經營皇后戲院,成為該集團的主要影院。

明達取得美國荷里活影片在香港以及全國多個大城市的排片代理權,利潤甚高,尤其受到歡迎的是『泰山』 (Tarzan) 片集和『羅路、哈地』 (Laurel and Hardy)[A2] 

可是後來荷理活八大片商收回原本下放給院商的發行權,在遠東自設發行所專門管理發行事宜,架空了院商的中間人角色。他們直接與影院訂立一年或數年的長期合約,採分賬制度,影片排期話事權歸片商的發行所,影片好壞也得上映,對院商打擊甚大。

盧根轉而替上海製片商將電影發行到香港上映,包括上海明星公司於1928年起發行的19部『火燒紅蓮寺』系列,非常賣座。當時華人片商與院商並未有分紅制度,所以票房收入全歸盧根[A3] 

政府曾擬收地

當年政府曾計劃收回新世界那塊地皮以進行一項政府辦公室搬遷計劃。

那塊地是向政府租用的,大約在1920年代中期,政府通過一個計劃,收回那塊地,在那裡建一6層高的大樓,作為商船海員管理處 (Mercantile Marine) Government Marine Surveyors的辦公地方,後來因為缺乏資金,計劃告[A4] 

彩色電影

明達接辦新世界後,香港電影院開始播映彩色電影。

電影最初以黑白播放,至1908年,英國人George Albert Smith 發明Kinemacolor彩色電影。

1916年波士頓特藝公司 (Technicolor Motion Picture Corporation) 發明雙色 (紅綠) 特藝彩色 (Technicolor)1926101,皇后戲院放映第一部七彩電影『黑海盜』,轟動全港,該部電影便是採用這種彩色技術,稱為『特藝七彩』。

1930年代初,特藝公司發展『全彩色』(full colour) 技術,利用稜鏡分出紅綠藍三色,定下今天彩色技術基礎。1935111,皇后戲院再領風騷,首次放映三色特藝七彩電影『碧姬艷史』 (Becky Sharp)

華字日報 1930年11月29日廣告。




 [A1]當年新世界戲院欠明達公司17,000元,其中6,000元是供給畫片費用,另11,000元則為明達接管新世界戲院後,為其向政府支付所欠租金。明達之後向黎家索還欠款,1927年為此閙上法庭,見華字日報1927-08-03
 [A2]盧志強 (盧根兒子):『戲院大王盧根』,《電影雙週》,第686期,2005-07-28
 [A3]《香港影視業百年》,第51頁。
 [A4]China Mail 1930-02-21

2016年3月11日 星期五

新世界戲院 (三)

新世界戲院開幕

話說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經濟受到重創,無暇東顧,香港經濟得以乘勢發展。此外內地與新加坡的華資銀行進入香港開設分支機構,衝破外資銀行獨攬金融市場的局面,讓華人資本崛起,在香港佔據重要地位,並進入各個經濟領域,而電影業亦因而得益[A1] 

而黎家三兄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合作辦米往日本,幾年間賺了幾十萬元,於是北海和民偉兩兄弟便專心發展電影工作;而他們賺的這筆錢,可能是後來創辦新世界戲院的資金來源。

黎氏兄弟成功爭取政府撥出中環一塊地皮 (2323號地段),作為興建新戲院之用。該地位於德輔道中與士林街交界,大新公司與先施公司之間,海港處 (Harbour Department,海事處前身) 的後面,原為隸屬船政署的出入口管理處(Imports and Exports Office,香港海關的前身[A2] )的所在。

黎家四兄弟 (還有一位弟弟黎東海) 集股5萬元,黎海山為大股東,佔4萬元股份[A3] 新戲院命名『新世界戲院』,英文是The World Theatre (有些電影史著作將其英文名誤為New World Theatre)

黎氏兄弟獲得批地後,立刻展開興建工程,經過3個月的趕工,新戲院於1921714 (星期四) 正式開幕[A4] 

新世界戲院的建築模仿倫敦百麗殿 (London Palladium, 1910年開幕) 的設計,面積5,484平方尺,全院900座位,包括300個樓座及600個樓下座位,比當時全港最大的域多利戲院 (位於德輔道中與砵典乍街交界,不久後拆缷) 650個座位要多得多,頓時取而代之成為全港最大的戲院。(後來本港電影業全盛時期時戲院動輒有1,000多個座位。)

新戲院每天有4場電影播放:兩點半、515分、715分及915分,開幕當天上映笑片“Bonds of Love”不收門券。報載首映日當天場面十分熱鬧,915分那場更爆滿,戲院方面安排無法入場的人士於之後的星期一免費觀看915分那場。

戲院有個26呎濶、12呎深的小舞台,可作小型歌舞劇及其他表演之用;還有安置樂隊的地方,在播放電影時可利用現場音樂烘托氣氛。

當時還未有冷氣設備,像戲院這麼多人聚集的室內地方,最重要是如何在香港夏天炎熱的日子裡保持涼快,為此,新戲院的天花開了7個很大的通風口,配以7把在美國流行的新型電動大風扇,而全場大小風扇一共63台。而戲院內的燈光及防火設備亦是當時最先進[A5] 

雖然戲院屬於黎氏三兄弟,但戲院的宣傳特別強調管理層是歐洲人,總經理是一位名為J J Blake西人,相信那時民眾 (尤其是外僑) 對於華人管理這種西洋玩意没有太大信心,另一方面是華人缺乏這方面的人才。

那時的放映機和影片都是租自外商,1915年法國百代公司 (Société Pathé Frères) 便在香港設立分公司,專門租售影片和放映機。

新世界則自派代表直接在三藩市、洛杉機、倫敦等地直接向歐美電影公司購買最新電影的播映權,完全繞過了香港的中間人。

除了電影外,新世界亦播放紀錄片,例如1921826起一連多天放映世界重量級拳王爭霸戰,由拳王鄧普西 (Jack Dempsey) 迎戰挑戰者Carpentier,雖然那個年代還未有現場直播,但觀眾看到錄映的比賽過程仍然感到十分興奮,戲院全場滿座。

又例如192311月,新世界戲院上映曹錕就任北洋政府總統的紀錄片。

早年的倫敦百麗殿,是新世界戲院的建築模仿對象
  
在永安公司旁邊的新世界戲院 (右)。



解畫員

由於早年的電影都没有聲音,於是需要有專人在旁講解。前文已提到比照戲院於1916年率先僱用『解畫員』,向觀眾講解影片內容,以及演員的對白。新世界戲院後來亦聘有這種解畫員,他們通常是原本從事相聲或說書的民間藝人。

魯金在『銀幕街與香港影業發展』[A6] 一文中這樣形容講解員的工作:他在解畫台上,配備很多效果道具,例如雞毛掃、鐵絲、木棍、鐵枝等。『如銀幕上出現打架的劇情時,解畫員就會用拳頭打在自己的手掌上,發出聲音,一面解說「呢一招穿心拳好犀利」,遇到劍擊打鬥時,就用鐵枝搞擊鎖鏈,發出劍擊的聲音」。』

但戲院每天4場放映,並非每場都有解畫員,根據新世界戲院1929123的一則廣告,當天放映經典巨片『賓墟』,只有兩點半和六點半兩場有解畫員 (interpreter),而九點20分一場則有樂隊伴奏。

新世界戲院廣告註明有解畫員服務。

這些解畫員文化水平有限,映畫社提供的文稿亦不夠詳細,很多時要自由發揮,以致時常出現旁白跟畫面不符的笑話;但亦有些演出精采的解畫員大受歡迎。

1933年,香港第一部有聲電影《傻子洞房》面世後,香港電影進入聲音的時代,這種「解畫」員就被淘汰。

首家華資製片公司

開辦新世界戲院的翌年 (1922),黎氏兄弟即以社會集資方式,在社會上招股,集資十餘萬元,籌辦香港第一家華資電影公司,取名『民新製造影畫片有限公司』,由黎海山任董事長兼總經理、黎民偉任副總經理。

民新位於北角天后廟前一座叫『迎龍樓』的三層洋樓內 (後來這地方因而命名為『銀幕街』),正式成立日期為1923714

新世界戲院與民新屬於同一集團,便成為民新製作的電影的上映窗戶。可是,由於民新在香港尋找片場用地時未得到港英政府的配合,唯有到廣州拍攝。

1924年民新就在廣州西關拍攝香港電影史上第一部長篇故事片『胭脂』 (取材自《聊齋》),歷時三個月,拍成後於1925223日在新世界上映,首週便錄得盈利港幣6,000多元。

但由於每天在廣州拍攝的菲林,要運回香港沖灑及剪接,令成本大增;而且上映時又没有與其他影院聯映,因而影響了民新的財政狀況。

黎家停辦新世界

由於黎民偉理財不善,民新此後没有資金再拍第二部電影,而新世界戲院亦連年出現巨額虧損,欠下中外片商大筆債項。

更致命的打擊是,1925年發生省港大罷工,很多電影業界人士遷到廣州去,令本港影業大受打擊,戲院生意一落千丈。

另一方面,黎氏兄弟之間發生齟齬,黎民偉在創辦民新公司之時,已因為公司所在地的業權問題與大哥海山不和[A7] ,而後來亦在民新的經營方針方面與四哥北海出現分歧,192554日民新解散,1926年黎民偉離開香港,北上到上海另尋發展。

經營虧蝕,電影業不景,加上內部不和,黎家停辦新世界戲院。




 [A1]周承人、李以莊:《早期香港電影史 – 1897-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1
 [A2]根據維基百科,出入口管理處成立於1887年,初期主要負責整理出入口統計數據和監管進出口的鴉片的工作,於1909年頒佈《酒精飲品條例》後成立緝私隊(Preventive Service),負責向酒精飲品煙草徵稅,其後新增加汽油柴油化妝品及藥用酒精等。
 [A3]華字日報1927-08-03
 [A4]China Mail 1921-07-15.
 [A5]China Mail 1921-06-06.
 [A6]《香港東區街道故事》,頁226-254
 [A7]該地原屬黎海山,但他不願背負風險,堅持要將該地業權轉讓與黎民偉,而且開價甚高,民偉被迫以自己一商舖作扺押,以高息借錢向大哥買下該地皮,民偉後來自稱那時『因家庭事憤怒心亂』。見《黎民偉評傳》第57-58頁。

2016年3月4日 星期五

新世界戲院 (二)

黎氏兄弟

如上文所述,第一家全華資的戲院是1907年的香港影畫戲院,另一家是1921年開業的『新世界戲院』。

新世界戲院的創辦人是姓黎的三兄弟,他們是大哥黎海山、四弟黎北海、六弟黎民偉 (女藝人黎姿的祖父)

大哥黎海山雖然是大股東,但主要是出資,實際投身影業工作是其餘兩位弟弟。其中黎民偉曾被譽為『香港電影之父』,但近年經內地學者周承人及李以莊所考據,黎民偉的主要貢獻其實在中國電影,而黎北海對香港電影的貢獻比黎民偉重要很多[A1] 

三兄弟袓籍廣東新會,父親名黎思榮,又名兆昆,在湛江做外貿生意,當多家日本公司的買辦,做得十分成功,後來索性遷往日本橫濱唐人街居住。

長子黎海山在香港發展,是日本三井洋行的買辦。

黎北海出生於18881130自小喜愛戲劇,有說法指他於1909年即參與了第一部在香港誕生的電影。那是剛在在上海創辦亞細亞影戲公司 (Asia Films Company) 俄裔美國人賓傑門布拉斯基 (Benjamin Brodsky)在香港出資並親自拍攝的『偷燒鴨』。

這是一部無聲詼諧短片,由梁少坡導演,布拉斯基攝影,梁少坡自演小偷,去偷燒鴨販(黃仲文演)的燒鴨,被警察(黎北海演)捉住,後來《偷燒鴨》曾經在美國羅省放映。

可是,究竟這套電影是否1909年所拍直至現在還未有定論,甚至有人質疑它是否曾經存在,黎北海是否真的比弟弟黎民偉更早投入電影工作?

黎民偉於1893925在日本橫濱唐人街出生,18974歲時母親去世,18996歲被父親送到香港,寄養在大哥黎海山家中,受到大嫂的歧視[A2] 

黎民偉於於1908-1909年間在私塾老師周季騮那裡求學,至1910年才進入皇仁書院就讀,1912年轉讀聖保羅書院師範,後來在那裡畢業。

黎民偉熱心革命,1909年(16歲)求學期間已參加了同盟會,1911年曾參與用戲箱偷運軍火,支援329爆發的黃花崗起義。

廣州起義失敗後,他於1911427在香港與陳少白、胡漢民、高劍父等同盟會骨幹,組織香港第一個文明戲團體清平樂白話劇社,他自任演员,以戲劇宣傳革命[A3] 

民國成立後,對於廣東省多次革命他都出錢出力。1915年又加入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創立的中華革命黨[A4] 

黎民偉
黎北海


黎海山與黎民偉

『莊子試妻』

黎民偉在求學時期已對電影發生興趣,但真正參與電影製作卻等到1913年。

近年本港和國內電影學者對於我國和香港第一部電影是哪一部,以及其公映年份,都產生了很大的爭議,以致哪一年才是香港影業百週年紀念也出現分歧。

根據傳統的說法,據說是1913年拍攝的『莊子試妻』是香港和全中國最早的一部,但近年國內學者周承人及李以莊舉出很多證據,指『莊子試妻』由於是美資拍攝,不算是最早的中國或香港電影。又認為該片公映年份其實是1914年,而由布拉斯基拍攝、黎北海參與演出的『偷燒鴨』的公映時間是1909年,比『莊子試妻』更早。

綜合了學者在這方面的最新研究,當年的情形大概是這樣:

1912布拉斯基結束了上海亞細亞影戲公司回到美國去。可是不久之後又回到遠東來。大約1913年中,他在香港開設華美公司,這所位於九龍彌敦道34號的公司其實是他的跨國公司Variety Film Exchange的香港分公司,做的是電影發行和播映生意。跟著他又回到美國去[A5] 

途中他結識了一位世界知名的製片家荷姆士 (Elias Burton Holmes),受到荷姆士的影響,他產生了自己攝製影片的念頭[A6] 

19139月,他在紐約僱用了一位有攝影經驗的失業演員萬維沙 (Roland F Van Velzer)12月中他帶同萬維沙回到香港,將彌敦道的華美公司變成製片廠,準備自行攝製有關東方風土人情的新聞紀錄片[A7] 是為香港第一家製片公司[A8] 

大概在這個時候,布拉斯基結識了黎家兄弟。他在回香港途中在船上認識了包辦該船伙食的宏記辦館的夥計羅永祥,而羅永祥與黎氏兄弟是老友,把布拉斯基來港拍電影的事告訴黎民偉,由他介紹黎氏與布拉斯基認識[A9] 

黎民偉把自己拍的照片,給布拉斯基看,又介紹自己從事戲劇運動,現在看見活動電影,很願意從事這項新興事業[A10] 

還在搞劇社的黎民偉向布拉斯基提議把一場舞台劇『莊子試妻』拍成電影,得到華美方面的同意[A11] ,於是雙方簽約,由華美僱用黎氏兄弟替他們拍這部電影。

為了這單生意,黎北海和黎民偉成立了還包括民偉妻嚴珊珊和老友羅永祥在內的『人我鏡劇社』,其責任是為這次拍攝提供導演 (黎北海執導)演員 (黎北海兼演莊子、黎民偉反串莊子妻,嚴珊珊飾使女,成為中國第一位女演員)、劇本 (黎民偉編)、服裝、佈景、道具等,報酬是數百元,至於攝影、洗印、子母片、舟車費、膳食等由華美負責[A12] 

莊子試妻改編自粵劇《莊周蝴蝶夢》,劇情大意是說,莊子得道成仙之後,詐考驗妻子是否忠貞並幻化成俊美的楚王孫熊勝〈千里送棺〉來報喪,繼而情挑自己妻子。田氏擋不住王孫的誘惑,墮進情網,但王孫突然心絞痛,說要吃人腦醫治,田氏劈棺想砍下莊子腦袋來醫病,莊子醒來大駡妻子不貞,田氏羞愧上吊而死。不過,1913年拍的電影內容只取材於其中一段

拍攝大概於19147月進行,據說最初黎民偉不肯睡棺材,但因劇情需要,最終還是接受了[A13] 。拍完後經過剪接,成為兩本共15分鐘的影片,根據合約,布拉斯基將一個拷貝交給人我鏡劇社

『莊子試妻』後來在中環新填地一個叫『幻遊火車』的臨時遊樂場上映,黎民偉看過戲中的特技效果之後讚嘆不已。

『莊子試妻』之後,華美與人我鏡劇社還先後拍了《瓦盆伸冤》、《不幸兒》、《偷燒鴨》。

根據以上的研究,『莊子試妻』又似乎真的是香港和中國第一部電影,要比《偷燒鴨》為早;但由於『莊子試妻』版權屬於布拉斯基獨資成立的華美公司,黎氏兄弟只是被僱性質,所以有學者認為嚴格上並不算是香港電影。








 [A1]見陳柏生主編:《早期香港影史第一懸案 黎北海、黎民偉從影個案研究》,香港:電影雙周刊,2008.7


 [A2]黎鍚 (黎民偉第六子):『黎民偉:為孫中山拍紀錄片的銀壇苦鬥人』,中國新聞社2011-08-12發表;黎鍚:『黎民偉:跟隨中山先生幹革命』,光明日報2011-10-10


 [A3]同上;『黎民偉日記』,收錄於俞小一、黎鍚主編:《中國電影的拓荒者黎民偉紀念圖文集》,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12


 [A4]『黎民偉:為孫中山拍紀錄片的銀壇苦鬥人』。


 [A5]Frank Bren and Law Kar, “Ben Brodsky & the real dawn of Hong Kong cinema”, China Daily Hong Kong Edition, published on March 13, 2010.


 [A6]同上。


 [A7]同上。


 [A8]周燕:『黎民偉與中國早期電影工業』,原載20032月出版的《北京電影學院學報》,收錄於《中國電影的拓荒者黎民偉紀念圖文集》。


 [A9]公孫魯:《中國電影史話》,轉引自《早期香港電影史 – 1897-1945》。


 [A10]同上。


 [A11]黎民偉:『失敗者之言 中國電影搖時代之褓姆》,收錄於《中國電影的拓荒者黎民偉紀念圖文集》,第159-163頁。


 [A12]同上。


 [A13]羅卡:『早期香港電影製作的再探索 - 圍繞香港電影百年的疑問』,《當代電影》20097期第88-9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