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納祺 - 香港民主先驅 (7)

大嶼山建茶園

貝納祺將一生的黃金歲月貢獻了給香港，已將香港當成自己終老的家鄉，而他的家園就在大嶼山。

筆者手頭上有本1983-1984年度的《市政局年報》，其中介紹貝納祺的一頁裡，『現職』的一欄列出的除了『英女皇御用大律師』和『大律師』外，還有『茶農』一項。

原來貝納祺曾大力協助發展大嶼山，包括促成興建登昂坪的車路、策動島內的巴士服務等。他又幫助石壁、埔坪監獄的釋囚尋找工作，對大嶼山可謂貢獻良多。而最特別的，是他在昂坪建立了茶園。

話說1947年，貝納祺在大嶼山策馬，途經昂坪，深愛該地的山野靈氣，在錫蘭的日子他曾研習種茶的學問，於是興起在大嶼山建茶園的念頭。

昂平海拔450米，高山雲霧，陰陰濕濕，最適宜種茶。此地300年前就有人種茶，泥土帶酸，與盛產名茶的錫蘭 (斯里蘭卡) 相似，是種茶理想之地，只是後來發生瘧疾，村民逃散，古老的茶地才漸漸荒廢[A1] 。

貝納祺遂向政府申請在昂坪撥出一塊土地，將台灣的高山茶種帶來廣植，慢慢建成他夢想中的茶園，成為香港境內僅有產茶的地方。

這個昂坪茶園位於寶蓮寺的東南面，佔地42公頃，除種茶外，全盛時期尚有小型馬場和雪屐場，也曾有過牧場飼養牛羊雞等。 

 

1960年代茶園最鼎盛的時期，僱有勞工40多人[A2] 。炒茶師傅都是貝納祺特地從台灣請來。當時生產的茶種很多，四時不同，清明前後葉最嫩，師傅就收龍井。到了夏天，陽光充足就採水仙。遇上連綿大雨，又可摘印度種的紅茶。收了茶葉，就回石屋工場，由幾十名工人開大灶、燒乾草，然後炒茶、揉捻、烘乾。

茶園出產的茶葉稱為『蓮花』牌雲霧茶，除了放在茶園供人品嘗外，還放到貝納祺中區的律師樓寄賣，更有海外買家越洋訂貨。

茶園外，1950年代貝納祺向一位出家人志菩法師收購了寶蓮寺側與茶園之間的「寶蓮苑」小尼菴，那位置是登鳳凰山觀日出必經之路，有山野茶庵之稱，貝納祺更因此信奉了佛教。

貝納祺對大嶼山的人物皆有深厚的感情，終其一生，他幫助了不少以大嶼山為家的漁户、鄉民和佛教信眾。他與夫人及三位繼子女一直住在大嶼山，直至1996年過世為止。

茶園管理人陳煥池稱呼貝納祺為「老貝」，他說「老貝」在大嶼山有很多契仔，人人都爭認他做「契爺」，「認了他做契爺，打官司3萬元，無錢俾，1萬都得，他真是個大好人。」他甚至安排釋囚在茶園摘茶葉重過新生。

然而，今天問年輕一輩，幾乎已無人知道貝納祺是誰，更遑論他的事跡。連政府也把茶園旁的貝納祺小徑，改名為昂平奇趣徑，後人幾乎連半點痕跡也找不到了。仍舊記得他的名字的，只有上一代和他接觸過的人，今天提起『貝納祺』三個字，他們仍是肅然起敬。

以前像個小莊園的茶園，今天大部份地方已荒廢，小石屋也失修破落，有的改作了廚房，有的作了貨倉，有的更已丟空，殘舊毀塌、零落不堪。只有主體的一間，稍有修飾，屋前掛上昂平茶園的招牌，為旅客提供喝茶吃飯的地方[A3] 。

貝納祺在大嶼山宅第『覺蓮苑』門前。

死後骨灰撒大嶼山

貝納祺與夫人Patricia Sheelagh Bernacchi在香港盲人協會工作時認識，當時貝納祺是協會的主席，而Patricia則擔任護理工作，二人於1970年締結良緣[A4] 。

Patricia為他帶來了3名繼子女。

1990年代，貝納祺發現患上腦癌，決定返回英國醫治，行前將茶園交給朋友陳煥池夫婦打理，包括前往心經簡林必經的昂坪茶園餐廳。

一年後1996年，貝納祺在英國寓所去世，終年74歲。貝妻根據其遺願，把其骨灰帶回香港，撒在房子外的草坪上，又在寶蓮苑前的草坡上設置一個小小的祭堂，放置其骨灰。

為紀念他對大嶼山的貢獻，現在的石壁郊遊徑以前曾稱為貝納祺徑 (Bernacchi Trail)。

一個小小的祭堂放置了貝納祺的骨灰和簡單的佛教擺設。

後人擬建酒店  寶蓮寺反對

貝納祺過身後，其後人計劃投資逾億元，在昂坪茶園範圍興建一所有100個房間的酒店，以配合昂坪360的旅遊推廣，惟遭寶蓮寺反對，但園主一直沒有放棄計劃。

原來港府早於1970年代已提出在那裡興建酒店的計劃，寶蓮寺極力反對，最後申訴至當時的理民府及港督才告平息[A5] 。這時又再提出，寶蓮寺仍然反對，該寺釋智慧法師（現為住持）於2002年在離島區議會上表示，寺方擔心旅舍的存在會破壞昂坪這塊莊嚴淨土，滋擾佛門生活，且暮鼓晨鐘，寶蓮寺早晚都要頌經，聲浪極大，亦會騷擾住宿的遊客。

政府方面則支持興建旅舍，大嶼山規劃專員李志苗當年出席該次特別會議時，指規劃署建議茶園部分私人土地劃作低密度度假旅舍，署方會與環保署及警務處商議改善設計和減低噪音。惟計劃最終仍因寶蓮寺堅持反對而擱置。

受貝納祺委托管理茶園的陳煥池指出，茶園興建酒店是有需要的，因茶園以往就有兩幢3層高別墅和數間小屋，40多個房間，提供100個床位的住宿服務，但昂坪位處高地，特別潮濕，房間漸舊，出現霉味，之前數年已不再提供租房服務，卻依然經常有日本和歐洲旅客查詢租房，可見酒店發展具有一定潛力。

陳說他和貝納祺家族都有投資重建酒店興趣，雖遇上金融海嘯，投資轉趨審慎，但不會放棄。

天文台長林超英致送致謝書函予負責打理茶園的陳煥池夫婦，以答謝他們讓天文台在茶園內裝置雨水收集器達22年之久，該收集器至2008年才遷往昂平淡水庫。背景是茶園餐廳。

政府收地與貝後人打官司

與此同時，貝納祺後人又與政府為昂坪的土地而打官司。

政府致力發展大嶼山昂坪為旅遊景點，旅遊項目包括昂坪市集、「昂坪360 」，以及位於貝氏茶園旁的心經簡林。

國學大師饒宗頤於2002年贈送他的心經墨寶予香港政府，政府決定興建心經簡林，把墨寶轉化成戶外大型展覽。工程於2004年9月動工，翌年5月完成。它由38根高8至10米的木柱，木柱的高度和位置均配合山勢而建，排列成「8」字，代表「∞」的無限符號。除了最高的木柱未有雕刻，其他木柱上刻出《般若波羅密多心經》，是全球最大戶外的木刻佛經群。

為興建心經簡林，地政總署於2003年5月10日正式收回以前撥給貝納祺遺孀的土地，身為貝納祺遺產管理人的繼子韋浩德（Robert John Whitehead）資深大律師入稟高等法院，要求政府作出特惠賠償，需計算土地上的樹木、茶樹和農作物價值。

2010年5月26日案件在高院開審，雙方最終達成和解協議，政府同意賠償300萬元，另外加訟費。

不過，貝納祺遺孀Patricia已於2003年過身。

2003年2月 - 貝納祺夫人與丈夫以前在赤航的學生留影於「覺蓮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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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新浪香港網『飲食男。老字號。譚偉健』網誌，2008-11-07貼文『雲深不知處 昂平茶園』。

 [A2]據說貝納祺僱用了一些非法入境者，後來這些黑工被拘捕，每人罰款1元。

 [A3]同上。

 [A4]”Visiting of Mrs. Bernacchi”，載《香港航海學校舊生會會訊》2003年3月第63期。

 [A5]這是釋智慧法師在2002年區議會會議上所透露。

貝納祺 - 香港民主先驅 (6)

英內閣機密報告

我們可以看到，在1970年代，港英政府不再考慮較大的政制改革；而市政局雖得到改革，但卻被削權，原因何在？

原來1969年3月英政府內閣一個部長級委員會提交了一份最高機密報告，看來是為英國在此後數十年的香港政策定了基調。該報告題為 “Hong Kong : Long Term Study”，於2004年獲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

報告指中國政府意圖最遲於1997年收回香港 (筆者按：可見北京此前曾就香港前途問題與倫敦接觸)，如果將香港的制度根據英國人心目中的『社會公義』概念去進行改革，會令到1997年時香港與內地的差距擴大，屆時香港居民將難以適應中國的統治，增加過渡的困難。因此建議避免在1997年之前引進改革，包括通過憲制改革引進代議政制和責任政府。

報告強調，對英國最有利的籌碼，就是得以在1997年將一個經濟發達、可賺外匯的香港交給中國。

報告認為，中國政府不可能同意將新界租約延長，英國政府唯一可以做的，是於1980年代初以非正式手段與北京接觸，以達成默契。

文中警告，如果到19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還未能解決的話，香港人將會開始對前途失去信心，移民潮隨之出現；前途問題對香港社會和經濟的打擊將日趨嚴重[A1] 。

香港前途問題

果然，正當貝納祺等人還在積極爭取增加市政局的民主成份之時，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回港後引述鄧小平『叫香港的投資者放心』的話，為『香港前途問題』拉開序幕。

對於香港的將來，很多人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意見，一直為香港人爭取民主和人權的貝納祺，當然不甘後人。

1980年代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英國保留治權，即『以主權換取治權』。貝納祺的革新會於1981年11月15日就發表類似的看法，主張一方面把香港主權交回中國，另一方面將之變成託管區，由英國政府代為管理20年。此後中國要收回香港，則要預先10年通知[A2] 。

可是，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戴卓爾夫人時，斬釘截鐵地說：『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

經過多輪談判之後，英國外相賀維於1984年4月20日宣布：延續英國在1997年後在香港的管治是不切實際。他的意思是：英國將放棄香港主權和治權，會把香港於1997年交還中國。

賀維說：『因此，我們集中力量去尋求能夠確保本港的穩定、繁榮及生活方式得以延續的其他方法。』『作為中國一部份的香港，將會享有高度的自治權。』

代議政制

要實行『高度自治』，當然需要制度上的配合。為此港英政府於中英談判塵埃落定之後，開始為香港政制民主化鋪路。於是，貝納祺等爭取數十年而不得的民主政制改革，就因為香港要回歸中國，英國政府主動將之雙手奉上。

而英國政府此時似乎忘記了1969年那份機密報告的忠告：不要在香港回歸前進行政改。

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草簽聯合聲，保證香港基本制度不變，問題是簽署聲明那一刻開始不變，還是指1997年開始？北京的意思是即時不變，英國人卻另有打算。

在聯合聲明草簽之前的7月18日，港英政府搶先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 —— 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正式提出代議政制的方案諮詢公眾。這份文件被視為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政制改革的開始，並且是香港政府首次研究代議政制在香港發展的可行性。

該綠皮書提出香港要建立一個「權力穩固地立根於香港，有充份權威代表港人意見，同時更能較直接向市民負責」的政制，其最終目標就是循序漸進地發展民選政府機關。

綠皮書建議1985年的立法局選舉試行間接選舉，其中24名議員分別由選舉團和功能組別選出，前者名額為6名，至1988年增加至12名[A3] ；選舉團的成員，包括所有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及區議會的議員。並提出1991年的香港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中，至少應有8名由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互選出來。

綠皮書公布後，革新會與其他民間組織認為應該組織起來詳細討論綠皮書的內容，於是，綠皮書公布後的第4 天 (7月22日)，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司徒華宣佈成立『代議政制綠皮書研討聯席會議』，參加的組織除了革新會和教協之外，還有公務員總工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匯點、港大學生會、中大學生會、浸會學生會、以及其他一些勞工、宗教、婦女團體。

諮詢過後，香港政府於1984年11月21日發表《代議政制白皮書》，又搶在中英於12月正式簽署聯合聲明之前，而且將民主化速度加快，將民選議席人數由原來的1985年6人、1988年12人改為1985年已增至12人。

1985年9月26日，香港首次舉行香港立法局的間接選舉，正式開始了香港的代議政制。但是香港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由間接選舉產生的構思，卻一直未能實現。

中方起初對英方在香港提出代議政制没有什麼反應，但後來漸漸覺得英方在攪『十三年大變，五十年不變』的陰謀。發表代議政制白皮書一週年的那一天，即1985年11月21日，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新華社召閞記者會，說『有些人不按本子辦事[A4] 』，直指英國偷步在香港搞民主，違反聯合聲明。

1987年5月27日，香港政府發表《1987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就香港代議政制的發展作出檢討，並向市民諮詢對1988年於香港立法局引入直接選舉議席的意見。

1987年9月底，由91位香港民主派人士組成的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促進民主政制支持八八直選』集會，逾萬名市民參加。

但由於中方的大力反對，香港政府故意歪曲民意，於1988年2月10日發表《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白皮書》，宣布放棄『八八直選』，原因是：『雖然市民對在立法局加入若干直選議席此項原則，表示支持，但是在實行時間上則有歧見』。

不過，英方其實與中方達成了秘密協議：英方不在1988年引進直選，中方則同意將普選條款加入基本法內。後來，1991年9月15日，香港終於舉行首次立法局直接選舉，18名議員由地方選區選出，稱為『九一直選』。

淡出香港政壇

貝納祺自成立革新會以後，一直在香港政壇扮演著民主先鋒的角色，他不斷向港府施壓，要求增加議會架構的民主成份，採用的手段包括組團到英國向祖家遊說、在香港組織民眾大會、簽名運動等，總之當時本港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他都做了。

1950和1960年代，社會風氣仍然保守，公民意識薄弱，本地意識還未抬頭，爭取民主人權這些東西，都是由貝納祺、葉錫恩這些外籍人士，以及少量本地精英，包括商界和專業人士去衝鋒陷陣，普羅大眾對於政治還處於冷感階段。

貝納祺身為御用大律師，社會地位高崇，而且是英國人，有先天優勢，加上他的一腔熱誠，多年來在民主運動中都站在領導地位。

1966年，蘇守忠受葉錫恩感召，破天荒以絶食作為對社會不公現象的抗議手段，而他隨後被補又引起市民遊行示威。翌年又發生左派暴動。這些震撼香港人的事件，加上殖民統治的壓迫，社會上貪污會氣的日趨嚴重，在在加強了港人的公民和社會意識。

1970年代經濟不斷發展，本地意識興起，這些發展反映於當年多次的社會運動 – 1971年的『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1972年的『文憑教師爭取權益薪酬運動』、1973-1974年的『捉葛柏反貪污』運動、1978年的有薪分娩假期運動等。這些運動進一步提高了一般市民的公民意識，掀起了香港人對公共事務甚至政府施政的關注；其中學生組織在很多社會運動中都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可是，這些社會運動，只為低下階層爭取公義，參與者沒有想到要爭取民主選舉，從政治制度著手，達到社會各階層平等。爭取民主還是有賴貝納祺、葉鍚恩等人。

及至1970年代末香港前途問題開始浮現，香港人才驚醒過來，覺悟到香港的前途要自己去爭取。1980年代初期中英談判，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港英政府開始推行代議政制改革，這段期間香港的民間政治團體紛紛成立，有如雨後春筍。

1983年1月劉迺強、張炳良、楊森等成立『匯點』；1984年2月，何俊仁、黃震遐、韋家祥、李偉傑等成立『太平山學會』；同年11月盧景安等成立『港人協會』；1985年譚惠珠、浦炳榮、郭志權、郭志桁等成立『勵進會』；同年盧龍光、陳立橋、劉千石等成立『民主公義協會』。

這些組織的共通點，除了都是為香港前途獻計外，就是均由華人組成。當時英國人已決定放棄香港，還把居英權的後門關上，香港人不可能再依靠他們去為自己爭取民主。

1985年立法會選舉加入功能組別和選舉團選舉，由此選出的間選議員，亦有不少成為民主運動的接棒人，其中司徒華和李柱銘就是那年從功能組別中選出。

在這情況下，貝納祺不得不將民運的火棒交出，逐漸淡出香港政壇。雖然他繼續當市政局議員，並於區議會成立後，出任數屆東區區議員，革新會會員又繼續參選各議會，但站在民運前線的已不再是貝納祺，他的歷史任務經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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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Gary Cheung：“Why UK held back on HK democracy”，載南華早報2006-11-20。

 [A2]《香港6000年》第989頁。

 [A3]袁求實：《香港回歸大事記1979-1997》，第27頁。三聯書店 (香港)，1997.8。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上)》，第170頁。聯經出版社，1982.10。

 [A4]許家屯：《許家屯回憶錄(上)》第172-177頁。聯經出版社，1982.10。

貝納祺 - 香港民主先驅 (5)

1966年騷亂中險被牽連

革新會諸人為民請命、批評政府、要求政府開放權力、向倫敦告狀等行為，相信令到殖民地統治者頗為不安，他們偶有行差踏錯，便很容易惹禍上身，1966年那次反天星加價騷亂，便差點令貝納祺和葉錫恩身敗名裂。

1966年4月4日，青年蘇守忠在港島天星碼頭進行絶食，以響應葉錫恩的號召，反對天星小輪加價。警方翌日將他拘捕，控以阻街。一批支持他的青年人向葉錫恩和貝納祺求助，貝納祺叫他們的代表到革新會，協助他們寫請願信給港督，還曾與他們開會，說要搞個民眾大會。

後來反天星加價的絶食行動演變成遊行示威，遊行示威又演變成騷亂，政府要宣布宵禁，並出動英軍平亂。事後政府成立委員會調查事件，並舉行數月的聆訊，貝納祺和葉錫恩均被召出席。

貝納祺早就知道形勢險惡，一開庭就聘請了巴士度大律師作代表，果然，他與葉錫恩被指煽動示威暴動。在關鍵時刻，例如主要證人盧麒作證時，貝納祺親自出席旁聽，並於1966年5月26日在聆訊中作供。

警方手上本來有盧麒一份對貝納祺極為不利的證供：盧麒說，貝納祺讚他有才能，可以帶領遊行隊伍示威，借機引起群眾憤怒，乘機推翻香港政府，到時可以給他一個市政局議員的席位。但是由於盧麒推翻之前的口供，警方這張皇牌便失效。

最後貝葉二人均得以全身而退，免卻一場個人的大災難。

與葉錫恩閙翻

這次聆訊初期，葉錫恩曾回英國，及至形勢對她極為不利時，她才回港出席聆訊。這次英國之行，卻成為貝納祺與葉錫恩關係破裂的導火線。

葉錫恩是1962年聖誕前後加入革新會，她希望這個平台可幫助她達到為民請命的使命。貝納祺招她為會員，則是因為想找一位教育界的女候選人參選市政局。葉錫恩果然不負他的期望，在是年3月的市政局選舉中以高票勝出。

1964年，戴麟趾上任。這位新港督以崇尚自由主義見稱，香港的民主派對他寄以厚望。可是他於1996年2月透露出來的改革範圍，只限於市政局以及一些法定機構，例如旅遊協會。

市政局根據戴麟趾的規限，委派4名議員 (包括革新會的Allison Bell) 著手草擬一份政改建議書。另一方面，政府亦組成一個全由公務員組成的6人工作小組，以研究政改的問題；6人中只有一名華人，而且没有一人是改革派[A1] 。

葉錫恩認為這樣的做法只會徒勞無功，她不理會貝納祺，待反天星加價騷動結束後，自行於4月21日回到英國[A2] ，除了向國會議員揭發香港政府與警隊的貪污情況外，並希望令他們相信，只有在香港進行民主改革才有望改善這情況。葉回英的費用，由數以千計的支持者參與的『每人一元運動』所支付。

5月5日，她在其下榻的倫敦酒店舉行記者招待會，公佈其香港政制改革建議。葉錫恩表示，她此行旨在遊說英國政府設立一個專門研究香港的皇家委員會，以推動香港的政制改革。她說：我的想法應向香港市民公佈，以便他們能夠自作決斷。這份建議計劃，是與正在倫敦工作的香港大律師梁永濂合作草擬的。

葉錫恩英國之行得到3個擁護自治的小政黨的支持，但卻没有得到貝納祺的同意。葉錫恩一向十分欽佩貝納祺的為人，覺得他常替本地人說話。可是，葉錫恩是個不肯屈服於男性主導的女人，她亦不願意讓任何人或事阻礙她完成自定的使命；而貝納祺則不能夠容忍其在革新會內的權威受到挑戰[A3] 。

貝納祺就葉錫恩自行回英一事向她提出嚴厲的讉責，葉錫恩隨即宣布退出革新會。

本來加入了革新會的馬文輝亦告退出，他不想參加選舉，雖然他曾為香港引入民主選舉而努力。

與此同時，革新會和公民協會之間的合作亦無法維持，雙方目標雖一致，但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公民協會是個右傾組織，主要爭取對象是商人和專業人士，而革新會則為社會貧苦大眾說話。

『狄堅信報告書』

民主派無法團結起來，也就更加不能推動政府進行重大的改革。1966年8月，殖民地部大臣李輝德 (Frederick Lee) 訪港，指出香港只能在市政事務方面改革，成立民選立法機關則是錯誤的，因為這方向的發展只是為香港自治或獨立而鋪路，但香港卻不能如其他英屬地一樣走這條路。

港府的『政制工作小組』主席狄堅信 (W V Dickinson) 亦於1967年2月發表報告書 (即『狄堅信報告書』)，指出香港是租借而來的地方，不可能進行任何政制改革，但可改革地方行政，建議成立區議會，負責有關教育、房屋、醫療和社會福利等事務。

不過，戴麟趾這個方案，英國下議院於1967年2月討論之後便將之擱置。英國和港英政府這時常用的藉口是：由於所有選舉都涉及自治，而自治是為獨立鋪路，『中國政府不會同意』。

可是，貝納祺等立法局議員卻不肯放棄，他們於1969年又組團去倫敦向女皇請願，但香港政府官員說這樣重大的決定要等待倫敦委任出新港督再說，蓋戴麟趾任期將於兩年後屆滿。

1970年3月3日的市政局月會上，貝納祺等民選議員不滿港府一再拖延政改，實行集體退出會議，以示抗議，這是香港議會及市政局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1971年10月，戴麟趾離港前夕，終於宣布閣置所有立法局改革建議，重申改革要以漸進形式進行。

市政局內訌

麥理浩上任後不久，市政局在1973年終於獲准改革，其財政得以自主，委任和民選兩種議員比例改為 1 : 1，各12人。政府官員不再擔任市政局議員，而市政局主席則由議員互選產生。

可是，另一方面，政府卻削去市政局不少權力，例如公共屋邨不再歸市政局管理。又加入一些條例，限制議員在月會中討論市政局職權範圍之外的事情，包括市政局本身的改革，重要決定往往由閉門召開的常務委員會作出。而市政局轄下的客事務委員會的權力亦被剝奪，如主席不同意其決定，亦可在全局的常務委員會閉門會議中予以否決。投票時委任議員經常佔上風而控制了市政局。

對此，貝納祺等民選議員很不以為然。至1979年，他們終於忍無可忍，作出了較激烈的行動。其中4位民選議員葉錫恩、黃夢花、錢世年、楊勵賢聯合退出市政局週年辯論。

他們退席前，由貝納祺代表發表聲明，指出自1973年改組以來，市政局職權被削的事實。他提出了三點改善建議：

　1.       議員應絶大部份由民選產生；

　2.       擴大選民範圍；

　3.       市政局現有的委任議員必需分期遞減。

他形容市政局被『一些具有個人野心而高踞市民頭上的人所控制』，並形容週年辯論大會是一場『醜劇』。

市政局主席沙利士隨後發表聲明，認為退席之事『只不過是一小撮想升官的人在絶望中的表演』而已，並指出這些退席議員指出的問題關係到本港憲章問題，並非市政局職權範圍。他又在聲明中竭力維護委任議員的工作成績。

兩日之後，即1月11日，貝納祺和那4位民選議員再次杯葛週年辯論會，另行召閞記者會，指責市政局缺乏民主，要求市政局進行『憲政改革』，增加民選議員的數目和比例。與此同時，楊孝華、蔡國楨等委任議員在辯會上抨擊5位退席議員。結果民選議員的要求當然没有獲得接納。

民選議員對主席沙利士極為不滿，沙利士於同年3月最後一次全局常務會議中第4次獲選連任主席一職，民選議員企圖推翻此一結果，但未能成功。

1981年貝納祺終於拒絶參選市政局，以抗議市政局選舉仍然没有全民普選。兩年後他又再參選，重返市政局。

貝納祺出席市政局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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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Suzanne Pepper, Keeping Democracy at Bay: Hong Kong and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 p140.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8.

 [A2]星島日報1966-04-23。

 [A3]同上，p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