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戲院 (五)

經濟不景 明達棄辦

明達在香港同時經營多家電影院，至1930年代初，世界經濟蕭條的影響傳到遠東，香港這個華南唯一通商口岸的商業貿易一落千丈，1931年港元價值暴跌，華資工商銀行倒閉，美資萬國寶通銀行亦告擠提。1932年間米價大跌，本港米商損失慘重；10餘家洋貨疋頭商結業[A1] 。

經濟不景，娛樂事業亦大受打擊，明達於1932年將皇后戲院賣給了陸海通公司[A2] 。不過，盧根未有放棄電影業，反而於1934年又在油麻地彌敦道開辦平安戲院，取代了以前的皇后戲院，成為明達的主要影院。新世界則改為以播映華語片為主。

可是，盧根似乎低估了經濟不景的持續影響，至1935年7月24日，新世界和平安兩影院同時停業。

兩院停業的原因，除了經濟繼續不景外，還因為電影院建得太多，競爭激烈，而片商亦趁勢將與院商分賬的份額由60%增至70%，即『七三』分[A3] ，令院商承受不了。

生利接手 

新世界停業後，政府立即招標找新營運商，收到十多份標書，最後由一位楊宗桐『重資投得』[A4] 。楊氏把新世界重新裝修，採用新式炭精光線播映，映像比前清晰，並加裝風扇，令夏天的觀眾覺得較為涼快[A5] 。

裝修後的新世界於1935年9月3日開張，專放映新加波天一影片公司 (即邵氏) 香港廠出品的粵語有聲電影[A6] ，聲稱獲得首影權，但實在卻比平安戲院要晚幾天才上畫[A7] 。開幕那天戲院播映天一公司製作的『鄉下佬遊埠續集』，天一公司總理邵醉翁偕同該片導演及幾位主角親臨出席[A8] 。

之後 (可能是1936年) 新世界又再易手，由生利公司投得。

生利位於灣仔天樂里，老闆是建築商余若夔，生利承包很多政府工程，包括1923至1929年的灣仔填海工程[A9] ，接手新世界時正在負責興建瑪麗醫院。

余若夔是台山人，一家人似乎甚為低調，唯有他的女兒余修比較知名。余修嫁給了號稱『延安七才子』之一的朱光。朱風流倜儻，能詩能畫能演劇，與毛澤東等領袖人物有君子之交。

1949年共軍佔領廣州，朱光當上廣州副市長，為了建設廣州，朱光從岳父那裡取得大批建築材料應急，令到余若夔差點破產[A10] 。

朱光於1954年成為廣州市長，同年余修出任廣州僑務局副局長。二人於反右和文革期間均被批鬥，朱光死於1969年，余修曾於2009年在廣州去世[A11] 。

日本侵華有利港影院業務

生利接手經營新世界後，日本於1937年發動『七七事變』，實行全面侵華，國內越來越多難民南來香港逃避戰火。這些從北方逃出來的難民都較為富有，他們來港令到本地娛樂事業大為受益，什麼馬戲團、歌舞團等接踵來港演出，新興的遊樂場、溜冰場生意旺盛，劇場和電影院亦座無虛席。

侵華戰爭爆發後，還有不少國內的學校遷來香港，人數大增的學生亦對電影甚感興趣。

新世界的租約於1939年5月到期，政府再度招標。據報章透露，當時新世界每天票房收入可高達1,500元，與片商『五五』分賬，仍可得750元，而每日各項開支總共為200多元，故純利可達500元[A12] 。

最後生利以5,500元再度投得新世界經營權[A13] 。

此後香港電影業繼續旺盛，1940年間還出現大批平價影院，包括香港島的『國民』，九龍的『彌敦』和『大華』。至1940年11月，全港大小戲院共27家，座位共31,000多。票價最貴5元，最平的為2-3仙。

當時電影院生意雖好，但片源方面卻出現問題，蓋因1939年爆發的歐戰影響了船運，而美國總統大選，美國製片商用了很多資源來製作選舉宣傳片，以致全世界都缺片，香港亦不例外，有時竟要重映1938年的舊片，以補新片之不足[A14] 。

另一方面，電影院上映越來越多的粵語片。1933年，由幾位廣東人創辦的『大觀聲片公司』在美國拍了第一部粵語有聲電影『歌侶情潮』，由關德興和胡蝶主演 (該片是二人在電影銀幕的處女演出)。此後至1941年間，香港製作了400多部粵語片[A15] 。

『歌侶情潮』一片中的關德興與胡蝶，當年這樣的演出己經是十分大膽。

華字日報 1940-11-02 廣告。

日佔時期

1941年12月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只花了兩個多星期便攻佔香港，期間本港發電設施遭到破壞，電力供應終斷，所有戲院都關門。

戰事結束後，電力供應逐漸恢復，少數電影院於1942年1-2月間復業，4月7日日本軍政府宣布重開所有戲院，不過至年中只重開了10多間。

1942年中，日本當局將本港的影院商和製片商組織起來，方便控制。院商成立了『香九戲院組合』，由娛樂戲院老闆梁基肇當召集人；而製片商亦組織了『廣東諸影畫所有者組合』，邵邨人任召集人。

在日本當局的指導下，各組合開了聯席會議，決定了電影上映的制度和票價，把當時營業的28間電影院分為5個等級，即首輪以次至5輪，票價最高45錢，最低10錢。新世界被編為第三輪，可以放映中外電影。

日治期間電影供應短缺，日本當局趁機配給影片，一方面可以控制影片的性質，另一方面可以從中圖利。做法是由日本的『社團法人影畫配給社』在香港設立分社，由1943年1月1日起，所有戲院上映的電影均須由該社提供，又廢止了華南電影協會，電影業完全由日人控制。

雖然日佔時期生活艱辛，但看電影解悶的人仍然不少，其中包括不少日本觀眾，加以當時成本低，縱使1943年8月20日大停電後電力供應不足，電影院都能勉強生存[A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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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湯開建、蕭國健、陳佳榮主編：《香港6000年》，第439-440、458-459頁，香港：麒麟書業，1998。

 [A2]盧志強：『戲院大王盧根』。

 [A3]工商日報1935-07-25。

 [A4]工商日報1935-08-30。

 [A5]同上。

 [A6]同上。

 [A7]黃夏柏：《香港戲院搜記 ─ 歳月釣沉》，第105頁，香港：中華書局，2015.7。

 [A8](1)天光報1935-09-03; (2)工商日報1935-09-04。

 [A9]《香港6000年》第434貢。

 [A10]互動百科『朱光[原廣東省副省長]』條。

 [A11]同上。

 [A12]大公報1939-06-02。

 [A13]同上。

 [A14]大公報1940-11-02。

 [A15]《香港影視業百年》，第95頁。

 [A16](1) 關禮雄：《日佔時期的香港》，第143-145頁，香港：三聯書店，1993.8；(2) 《香港影視業百年》，第97頁；(3)《早期香港電影史》，第251-254頁；(4) 黃夏柏：《香港戲院搜記 ─ 歳月鈎沉》，第26-36頁，香港：中華書局，2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