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9日 星期三

貝納祺 - 香港民主先驅 (4)

當選市政局議員

1952年,貝納祺以革新會主席的身份,參加戰後首次市政局選舉,結果成為戰後首兩位民選巿政局議員之一,並多次連任至1994年。

市政局的前身為『潔淨局』,於1883年根據英國殖民地部特派專員查維克的報告而成立。這個負責清洗街道等衛生工作的部門,早於1887年,便由於何啟發動的簽名運動而設立了兩個民選議席,讓繳納差餉的業主選出兩名代表入局,選民人數雖少,卻是香港第一次的政治選舉。

19361月市政局成立,代替潔淨局,但仍然維持這兩個民選議席,直至太平洋戰爭爆發。

戰後這兩個席位並没有即時恢愎,因為港督楊慕琦要為憲制改革 (即楊慕琦計劃) 而與英庭相討。

續推政改

雖然英國政府取消了楊慕琦計劃和葛量洪方案,但貝納祺仍然認為香港應該有一更民主的政制,與公民協會合作繼續努力爭取。

195210月英國政府宣布市政局民選議席由兩個增至4個後不久,貝納祺即主張改革立法局。

首先他於195311日提出增加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的人數增加[A1] 

跟著又發動群眾運動,爭取在立法局亦開設兩個民選議席。1953322日,革新會假六國飯店召開民眾大會,宣布發動簽名運動,至8月底收集了13千個簽名,比預期的一萬個為多。1014日,革新會將簽名冊,以及一封請願書,交給輔政司署,由該司轉呈殖民地部大臣轉遞女皇御覽。

貝納祺在遞交請願書時指出:香港改革政制之嘗試,早在1849年就曾出現,現在請求增設立法局民選議席兩個,實較1849年立法局非官守議員自行提議增加的數目為少。

後來英女皇當然没有批准香港立法局開設民選議席的主張。可是貝納祺等主張改革的人士並没有放棄。

自治夢幻滅

不久,又傳來倫敦可能讓香港自治的傳聞。原來1950年代中期,英國正考慮給予馬爾他自治地位,至1955年中,有傳聞指倫敦亦考慮將類似的自治地位給予其他較小的殖民地,包括香港在內。

貝納祺急不及待表示贊成,並且提出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等組織的成員應該由全民直選產生。可是,除了貝納祺和馬文輝等人外,本港政壇的反應十分冷淡,新成立的公民協會亦認為過份激進的轉變會危害香港的穩定。

不久,倫敦傳來消息:因為大部份香港市民都想繼續接受英國的統治與保護,香港的現狀不會改變。

就這樣,香港的自治夢很快便幻滅。

當市政局主席

1956年,貝納祺和曾統治廣東的南天王陳濟棠的兒子陳樹桓競逐市政局主席一職。原本陳樹桓以少數票勝出當選,在慶功席上更樂得得意忘形。不料百密一疏,登記競選費的賬簿竟給貝納祺拿到手,查核之下發現支出超過25,000元。當時香港法例規定,參選人競選費用不得超過港幣20,000元,並須簽立誓章。

貝納祺向法院控告陳發假誓,陳自認疏忽,把主席職位讓給貝納祺[A2] 

貝納祺自從加入市政局後,便得到一個官方的平台讓他幫助貧苦大眾。他十分關注例各種社會問題,19529月建議政府改善小販管理措施,放寛逮捕,增發牌照,劃分地區;19537月,邀請全港社團組成聯合組織,促請政府不要解除租務管制;19575月,反對取締無牌醫生,建議讓他們考試補領牌照;19592月倡議男女同工同酬;19595月他又公開呼籲市民反貪污、反對無禮貎[A3] ,這呼籲一方面反映了當時貪污問題十分嚴重,另一方面亦可看到一般市民的質素。

再爭取政改

1959年開始,革新會與公民協會再度攜手推動政制改革,直接向殖民地部提出要求。

19607月,貝納祺與公民協會派代表到倫敦,與殖民地部大臣討論香港政治改革問題[A4] ,代表團向大臣呈交備忘錄,要求給香港市民更多的權力管理香港行政,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應由民選。

1960823日,革新會與公民協會在港召開民眾大會,一致要求進行政制改革。1021日殖民地次長巴富訪港,意味著英國政府正在考慮香港的政改問題。可是殖民地部一直没有對要求政改的備忘錄作出回應,顯然是拒絶接納[A5] 

除了改革政制之外,當時亦有人主張香港脫離英聯邦完全獨立。而聯合國香港協會[A6] 主席馬文輝則仍然堅持香港應實行自治,即外交和防衛由英國人負責,內部行政則由香港市民自己處理。

可是,1029日星島日報對香港的白領階層做了一次民意調查,發現55%以上的受訪者主張維持現狀。

此後英國下議院辯論時,工黨議員多次建議香港政制改革,在立法局引入民選議席。

讚成香港自治的人士,在兩年之間成立了三個政黨。1963年馬文輝和孫寶剛成立民主自治黨;該黨成立一個月後,孫寶剛即另起爐灶,創立社會民主黨;1964年,社會民主黨內部分裂,兩位黨核心成員曾健士和鄧漢齊律師退出,另行成立勞工黨。

三黨有不同的聚焦:社會民主黨著重於社會政治;勞工黨著重於勞工事務,且採取親英政策;民主自治黨則著重於公民與一般事務。不過三黨有一共同的目標,即推動香港自治。

港英政府看在眼裡,卻没有阻止。

19651月市政局增加兩個民選議席至6席。同年10月公民協會向英國國會議員建議將市政局民選議席增至10個。








 [A1]立法局於1850年開始設非官守議員,通常由港督任命工商界、社會團體的代表擔當。


 [A2]方寬烈:『德明中學和陳樹桓』,載《明報月刊》20064月號。


 [A3]《香港全紀錄》卷一,第439頁。香港:中華書局,1999


 [A4]《香港全紀錄》卷二,第8頁。香港:中華書局,1999


 [A5]星島日報1961-12-20


 [A6]聯合國香港協會 (Hong Kong’s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由喇沙書院校董加斯恩修士 (Brother Cassian) 協助成立,1953519日舉行的會員大會上通過協會章程。

2016年6月4日 星期六

貝納祺 - 香港民主先驅 (3)

創革新會 為民請命 推動政改
除了積極服務社會以外,貝納祺亦是政壇的活躍分子,是香港最早進動政制民主化的先驅之一。

貝納祺於19491[1]一手創立『香港革新會』 (Reform Club of Hong Kong) ,為低下階層爭取權益該會主要由專業人員組成,包括會計師、律師、醫生、工程師等,全盛時期會員數以千計;而貝納祺任該會主席達數十年之久。

革新會以敢言見稱,其關注的議題有政治改革、房屋、勞資關係、貪污等問題等。該會曾成功促使政府先後成立徙置事務處 (1954) 和房屋委員會[2]

革新會是香港最早的本地政治團體,與張有興、陳子鈞、馬文輝、鄒有雄等於19541026日創辦、會員亦為中產和專業人士的香港公民協會 (Hong Kong Civic Association),成為當年類似反對黨的組織,而二者均積極參加市政局選舉,長期控制著市政局民選議員席位。

有文章指革新會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個本土政黨[3],卻並非事實,因革新會只算是政治團體而非政黨。蓋香港第一個政黨應為195618日成立的公民黨[4],是由公民協會所銳變出來,其基層的組織份子仍由公民協會的幹部擔任。

楊慕琦計劃
事實上,貝納祺之所以成立革新會,觸發點是港英政府提出的楊慕琦計劃。那是在日佔時期被囚於瀋陽的港督楊慕琦,在戰後重臨香港時提出的政改方案。

其實早於1930年代,香港的外籍商人已要求與上海公共租界看齊,那時該租界全由當地的歐洲商人所管理[5]1941年在英國殖民地部成立『香港計劃小組』,該小組經過數年的研究、協調,於19455月提交一份備忘錄,建議在香港建立一個透過選舉產生議員的真正的市議會,而不是一個半官方式的市政局。隨後,殖民地部成立另一委員會,研究市議會的權力範圍和選民基礎,但未有定論

楊慕琦
為什麼要改革?因為二次大戰時,英國在亞洲節節敗退,香港被日軍佔領,統治香港的英人不但無力保護被統治的華人,而且自身亦被凌辱,自覺聲譽受損,擔心影響以後的統治;加以二次大戰後世界反殖民主義抬頭;此外還受到美國的壓力要在其殖民地推動自治和獨立。當時的工黨政府於是決定整頓殖民地政策[6]

1946年香港結束軍政府的統治,楊慕琦回到香港復職,立刻提出政改方案,希望加強香港人對這個英國殖民地產生歸屬感。

他提議設立一個有完全代表權的市議會 (Municipal Council)代替市政局。市議會由48名議員組成,其中華人與洋人各佔半數;32個議席民選,其中16人由洋人選出,16人由華人選出。稍後又修改為議員總數30,民選議員20

選舉資格方面,選民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程度(通曉英語)和財產(每年納財產稅超過二百元)。英籍人士只要居住香港1年,年齡在30歲以上,便有選舉權或被選舉權;非英籍人士,必須在香港居留一段較長時間(例如10),才有選舉權或被選舉權。

市議會最初的職能是管理公園和運動場,然後逐步負責公共衞生、教育、社會福利、城市規劃和消防等。

葛量洪扼殺香港政改

英國政府本來已於1947724日、即新任港督葛量洪上任前一天,宣布原則上同意楊慕琦計劃,但新港督葛量洪卻不同意[7]

以羅文錦為代表的一眾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其中大部份是歐籍議員,在19493月一次立法會動議辯論中亦反對該計劃,反而提議改革立法局,加入更多非官守議員,其中部份民選,由英籍人士選出 (非英籍華人無選舉權)。結果這次動議辯論通過反對楊慕琦計劃,支持羅文錦動議。
葛量洪

同年8月,葛量洪將立法局這決議向倫敦匯報,建議以此決議取代楊慕琦計劃,但英國政府對於增加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一節有所保留。

楊慕琦計劃,以及非官守議員的建議,在香港社會引起很大的爭論。貝納祺的香港革新會,以及華人革新會等政治團體正是在這個時候成立,以回應這時的政治形勢。他們組織了142個團體向港督請願,一致反對非官守議員的建議,將立法局選民資格限於英籍人士。他們建議選民資格應擴展至所有交差餉的居民,或者永久居民。而且他們絶大部份都讚成立刻執行楊慕琦計劃。

194910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香港社會的注意力由政改轉移到對共軍襲港的憂慮。19506月,韓戰爆發,葛量洪此時回英述職,並帶去一個新的政改計劃,該計劃基於羅文錦動議,但改得更加保守。英國工黨政府覺得葛量洪方案太保守,擔心被北京新政權批評,不予批准。

195110月邱吉爾上台後,北京政府開始攻擊保守黨政府,既然關係已破壞,英政府便索性批准葛量洪憲制改革方案[8]

195112月,殖民地部大臣利特爾頓 (Oliver Lyttelton) 到訪香港,香港革新會、華人革新會、中華總商會等團體,尚未知道英國政府的想法,貝納祺等還向大臣要求早日執行已放棄的楊慕琦計劃。而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則唱反調,指香港人只求生活安寧,不求政治改革。

19523月,香港政府宣布重設兩個市政局民選議席,選舉於530日匆匆舉行。結果貝納祺和九龍巴士創辦人之一的雷瑞德,在9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獲勝,擊敗了胡百全、陳丕士等其餘7位候選人。

可是,由於投票率低於35%,港府認為香港人對政治毫無興趣,這樣的選舉很容易被人操控 (當時大量內地難民湧進香港);同時,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員都反對政改方案,反對將一個他們認為只適用於其他殖民地的理論,用於香港而危害它的它的未來[9]

於是葛量洪向英國政府提議取消原有憲政改革,只增加市政局民選議席。英政府內閣最後同意[10]

195210月,英國政府宣佈,取消香港大規模的政制改革。就是這樣,葛量洪一手握殺了英國政府原本想給予香港的民主改革[11]。倫敦同時又宣布增加兩名市政局民選議席,明顯是為撫平香港人對於取消民主改革的不滿。

民主派分裂 貝納祺走中間路線

當貝納祺的香港革新會和華人革新會於1949年先後成立之後,香港的民主運動本來有一番新景象。當年不同政治團體攜手合作推動本港的政制改革,而華革會在社會動員方面尤其賣力。

可是不久之後,這個民主陣營就出現分裂,1950年華革會由莫應桂、陳丕士控制後向左轉,陣營內開始出現左右兩派不和。貝納祺等的革新會成員以及先施公司太子爺馬文輝等則成為中間派,貝納祺比較溫和,馬文輝則相對較激進,指摘英國人在香港搞的是『櫥窗式民主』。

195112月殖民地部大臣訪港時,民主陣營內部矛盾白熱化,不同派別之間公開互相攻擊,更爭奪會見利特爾頓的代表資格,最後莫應桂和陳丕士戰勝馬文輝。這些明爭暗鬥,令當年的民主改革運動蒙上污點[12]




[1] 《香港6000年》第590頁。
[2] 星島日報1961-12-20
[3] 英文維基百科。
[4] 《香港6000年》第668頁。
[5] Norman Miners, “Constitutional Reforms in 1945-1952 and 1984-1989”. 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11.
[6] (1)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第83頁。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2; (2)Leo F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p56.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3)Norman Miners, “Constitutional Reforms in 1945-1952 and 1984-1989”.

[7] 葛量洪是最能夠應付祖家政府的港督,他能夠拒絶執行倫敦的意旨而又免受制裁。Uneasy Partners, p56.
[8]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第83-91頁。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2
[9] 葛量洪著、曾景安譯:《葛量洪回憶錄》,第146頁。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9
[10] 《香港市議會史》,第90頁。
[11] Uneasy Partners, p57. 這種將意見與政府相近的商人代表安插在主要決策組織的政策,一直維持至1992年彭定康接任港督為止。
[12] Suzanne Pepper, Keeping Democracy at Bay: Hong Kong and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 pp129-130.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8.

2016年6月1日 星期三

貝納祺 - 香港民主先驅 (2)

發展航海學校

除了法律工作外,貝納祺亦積極參與其他社會服務,諸如釋囚 (香港善導會主席) 及盲人服務機構等。其中一項他引以為榮的成就,是二戰後初年參與創辦香港航海學校』,此後一直大力協助該校的發展,後來更成為航校學生心目中的『赤航之父』。

不過,貝納祺最初搞的是類似孤兒院的組織,而非航海學校。

二戰後香港經濟蕭條,百業待興,社會上出現很多無家可歸的孤兒,以及貧困失學的青少年。1946年,中華聖公會港粵教區何明華會 (Right Reverend Bishop Ronald Owen Hall) 邀請貝納祺、簡悅強等多位社會領袖籌辦一所兒童營,稱為『厲行營』,以收容一些需要幫助的兒童及青少年。及後經小童群益會的協助及贊助,以坐落赤柱海邊幾幢舊米倉開設了小童群益會暨兒童營。

1950年代小童群益會暨赤柱兒童營,以米倉改裝而成的簡陋課室。

貝納祺出任以何明華為首的五人委員會委員,負責管理幾間營舍。

兒童營著重訓練學童的獨立能力,他們要負責自己的起居飲食,日常家務要自己做,時至今日依舊維持著這樣的傳統。首20學童直接由法庭轉介,主要因為生活無依而當上無牌小販或行乞。其後,學童除了經由小童群益會轉介之外,委員會亦直接收容無依無靠的街童[1]

1948年兒童營成為獨立機構。1949年初,有一位史密夫牧師 (Reverend Percy Smith) 接觸貝納祺,要求協助。該牧師是一所非牟利的航海訓練學校的榮譽秘書,該校亦於1946年經何明華會督的倡議而成立[2],但成立後經營並不理想[3]

兒童營接納了史密夫牧師建議,將部份營舍改成航海訓練學校的訓練基地,而貝納祺亦成為香港航海訓練學校的增補當然委員。

1952 年,兒童營與航海學校終於併,最初由航海學校執委希威船長出任合併委員會的主席。翌年 (1953) 他因海事處公務繁忙,主席職務由貝納祺接替。

1954年,合併後的機構易名為「赤柱兒童營暨香港航海訓練學校」,其間繼續增收學員,人數由最初的50人增至200人。

由於學員人數不斷增加,學校設施早已不敷應用。1954年底,藍煙囪船務公司捐款興建學校首幢較具規模的校舍。

1954年底藍煙囪船務公司捐建的首幢校舍建築物。建築
物樓高兩層,於1955年奠基,大樓前面就是當年的菜地。

赤航初年設備簡陋,課室裡學生圍著併在一起的乒乓球卓上課。宿舍裡面是一排排的碌床,活像電影『監獄風雲』裡面的大監倉,寄宿學生的生活頗為刻苦。
不少學生來自貧苦家庭,因為這間學校包食宿,書簿費全免,伙食也不差,而當時的海員,薪金頗高,故吸引了不少人入學[4]

不過,該校學生有時會跟附近村落的青少年發生爭執,以致被人批評為『爛仔學校』。

可能貝納祺無法忘記海軍的軍旅生涯,他對『航校』的工作特別投入,對學生眷顧有加。每當有人問他有幾多個兒女時,他一定會答:『幾百個』;因為他把航海學校的學生當作自己的孩子,學生亦稱他為『赤航之父』,每年都為他慶祝生日。

貝納祺於1946 – 19511953 - 1962 年間出任赤航管理委員會主席,1962年他曾患重病,病癒後便決定不再參選。

1969年赤航成為教育署資助之全日制初中學,1993年轉制為本港第一間實用中學,並修訂課程,增設多項與職能有關之實用科目。

該校為配合教育署實用中學主流化政策,於2001年開始,逐步主流化,但保留既有特色,包括:海事訓練、步操儀仗、紀律行為模式和寄宿學校生活。隨著新高中學制發展,學校將於2011/12年度首次開辦中三[5]。並將開辦中四及中五課程。

1950、1960年代的聖誕節,貝納祺都親臨學校與全體師生一起歡渡生日。舞龍是指定的節目: 貝納祺當龍頭,學生一個挨一個跑遍全校,然後跑出校園,玩轉赤柱街!瘋狂玩樂後返回飯堂一起唱生日歌,吃一頓豐富的午餐[6]

著名填詞人鄭國江青年時的亦是『赤航仔』。

辦戒毒會戒毒所

貝納祺積極投入的另一個公共服務項目是成立戒毒會和戒毒所。

二戰前在香港吸食鴉片 (公煙) 是合法的,雖然戰後吸食鴉片已不再合法,但吸毒情況仍然十分嚴重,當時吸的已不只是鴉片,還有海洛英。

懲教署以強迫性的課程去治療和幫助吸毒者重新過正常生活。在1950年代,90%的囚犯都是吸毒者。政府把這些人送到一些戒毒中心接受治療。第一所戒毒治療中心設在新界大欖,同類的中心隨後紛紛成立。

1960年,港府為徹底掃除毒禍,除發動掃毒宣傳運動及設置道友監獄外,又於925日制訂一項民營戒毒所法例,准許民營戒毒所營業。

依據新例規定,任何社團人士均可依法申請開設戒煙療養所,但戒煙所的醫療設備及管理規章,法例已有嚴格的規定,只要申請的條件符合法例的規定,當局絶對歡迎。香港當時的300萬人口中,染有毒癮的男女,據官方的估計有15萬人之多[7]

 貝納祺看到毒害嚴重,與羅理基爵士等一群社會領袖組成一個工作委員會,專責探討當時的吸毒問題及籌劃戒毒康復的設施,包括向政府申請租借石鼓洲作為志願戒毒中心。

該委員會於196197日成立香港戒毒會[8],該會是本港第一間專為吸毒者提供志願戒毒康復服務的機構,免費協助志願戒毒者戒除毒癮,重建完整人格,使戒毒者重返社會貢獻所能。該會為戒毒者及其家庭提供醫療服務、就學職業輔導、推薦恩恤徙置等。它還在學校、工廠、社區中心及有關機構傳播毒禍問題資料[9]

經過貝納祺等人兩年的籌建工作,石鼓洲康復院於1963423日正式啟用,而香港政府根據法例,亦同時將石鼓洲一島列為戒毒中心禁區。

石鼓洲位於長洲以西、大嶼山澄碧村對開,昔日光禿禿的小島並沒有人居住,只屬長洲漁民的後花園,不少人划船至此島拾柴取水。島上有兩個古墓,一是1845年大商船「亨利堡」的船主馬連泰為死於船上的愛妻所立的墓碑。二是「朱公墳」,七十年前長洲朱氏家族找風水師四處為親人尋找墓地,最後安葬於石鼓洲。時至今日朱氏後人每逢清明時節都會專程來此拜祭。

香港政府租借石鼓洲給香港戒毒會成為戒毒康復院,便在島上興建碼頭及宿舍,經過40多年發展,到處都建有不同特色的建築物,為康復者提供更佳的康復環境[10]

今天石鼓洲是全港最廣泛使用太陽能及風力發電的地方,內裡建築物揉合了中國及歐陸風格,如傳統濃厚中國特色的大禮堂,內有色彩艷麗的璧畫。而適合會議及多用途的會議廳、行政大樓、露天廣場、戴妃樓、麵包工場等、均充滿了歐陸風味。

最特別的是一座香港罕見的古羅馬貴族式庭院及噴泉水池,雖是殘舊一點,但卻保存得很好,四週有西方雕像及羅馬式浮雕建築。此外島上還建有小型農場及菜園耕地、養魚池、孔雀園等。








[1] 貝納祺:『香港航海學簡史』,掇譯文載於《香港航海學校舊生會會訊》200512月第71期。
[2] 該機構的執委會成員包括曾於1961-1967年出任海事處長的希威船長 (Captain J.P. Hewitt) 、豪氏倉庫 (Holts Wharf) 的王長寧、其後出任台灣聖公會主教的托特船長 (Captain R.A.U. Todd)
[3] 史密夫牧師向貝納祺解釋,由於沒有適當的地方,資源匱乏,學員人數不足,執行委員成立三年以來仍未設定運作的目標和方向。
[4] 頭條日報blog網主『社交舞』貼文『赤柱航海學校() 另類的鍛練』,2010-05-15查閱。
[5] 見航海學校官方網頁。
[6] 根據赤航校友在Facebook貼出的回憶文章。
[7] 見《香港6000年》第720頁。據香港警方統計,70年代初期,全香港共有癮君子8萬名,佔當時香港總人口的2.5%,其中6萬人吸食海洛英,2萬人吸食鴉片。1973年時,以人口比率計,香港吸毒人數為世界最高。到1986年,吸毒者已增加到30萬人,佔香港總人口的比例上升到5.6%。(湖南禁毒網『吸毒的現象』,2002-04-10;《香港全紀錄》卷二第166) 2009年,政府公布的本港被呈報的整體吸毒人數只有13,909人。見『香港去年吸毒人數減少2.3%』,香港新聞網2009-03-16
[8] 這日期是根據《香港6000年》及《香港全紀錄》,但香港戒毒會的官方網頁則指註冊日期為1961729日。
[9] 《香港6000年》第732頁。
[10] 香港電台『香港故事』第九輯,2009-04-05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