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納祺 – 香港民主先驅 (1)

 

探險世家

貝納祺父親

貝納祺 (Brook Bernacchi) 是香港最早的御用大律師，更是香港早年爭取民主的先驅。

貝納祺生於一個探險家的家庭，他的父親路易士．貝納祺中校 (Lieutenant Commander Louis Bernacchi)，是著名的南極探險家史葛船長 (Robert Falcon Scott) 的隨行助手；曾隨同探險隊遠征南美洲以及南北兩極。路易士．貝納祺係皇家地理學會的成員，曾榮獲法國政府頒授榮譽騎士勳銜。

貝納祺於1922年在英國倫敦出生，在英國長大，是地道的英國人。然而，他的父親是意大利和比利時的混血兒，嚴格來說他就是四份一的意大利裔[1]。

貝納祺中學就讀於Westminster School，畢業後，於1939年獲取錄入讀劍橋大學。可是，還未開課，便遇上德國入侵波蘭，英國向德宣戰，貝納祺應召入伍，加入皇家海軍陸戰隊，後升至海軍少校。他輾轉在中東、錫蘭 (今斯里蘭卡) 等地服役；亦多次乘搭潛艇登陸日佔馬來亞海岸執行任務。

當英軍法律顧問審戰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戰爭剛結束，9月貝納祺隨英軍抵逹香港。由於戰時他曾利用從戎的餘暇兼修法律，於是獲委派擔任軍部法律顧問，並協助處理日軍戰犯的軍事審訊。

根據波茨坦宣言，日本戰犯被分成甲級 (戰爭指揮者、政治家、財界人士、軍隊最高負責人等)、乙級 (通常的戰犯、虐待俘虜的軍政人員 ) 、丙級 (其他戰犯、虐殺平民的軍政人員)，並按照戰爭國際法追究戰爭責任。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是甲級戰犯，其他戰犯，則在亞洲各地由各被佔領國於收復政權後展開審訊。

在香港也進行了乙丙級戰犯審判。聆訊在當時的赤柱監獄進行，貝納祺擔任檢控官，並時而為戰犯提供必需的辯護服務。

當御用大律師

戰後，貝納祺考取英倫執業資格，繼而在1946年獲許在港執業。他在香港法律界極具威望，為香港最早的英皇御用大律師 (Queen’s Counsel) 之一，1963年又出任大律師公會主席，並多次連任。現今的高等法院原訟庭大法官彭鍵基也曾於貝納祺的律師行任文員。

貝納祺參與了許多當年傳誦一時的大案件，其中最轟動的包括1952年的『大公報案』，以及1976年的紙盒藏屍案。

大公報案

1951年11月21日，九龍城東頭村發生大火，萬多人痛失家園，廣州市多個社團組織『粵穗慰問團』，於1952年3月1日乘火車來港慰問災民。那時韓戰雙方雖然已展開停火談判，但仍處於戰爭狀態，於是慰問團被港英政府拒絶入境。

此舉引起在尖沙咀火車站準備迎接慰問團的市民不滿，人群後來在佐敦道口一帶與警察發生衝突，一名工人死亡，多人受傷，300多人被捕，其中18人被判有罪，12人遞解出境，這就是『三‧一事件』[2]。

3天後，人民日報發表短評，向港英政府提出抗議。香港大公報全文轉載，並在同一版登了慰問團在廣州發表的一份聲明，以及李特爾頓在英下議院發表談話的路透社新聞稿。為此，大公報所有人兼督印人費彝民、督印人鮑立初、編輯李宗瀛3人被香港政府控告刊登煽動性文字。

案件在高等法院審訊，大公報聘請貝納祺和另一大律師陳丕士[3]為被控諸人辯護。控辯雙方舌劍唇槍，爭持激烈，哄動一時。

經過兩個星期的審訊後，法官判費彝民和李宗瀛罪名成立，判罰款及囚刑；鮑立初則無罪釋放。另外勒令大公報停刊6個月[4]。

大公報上訴至合議庭，審訊期間停刊令暫停執行。最後上訴被駁回，但停刊令最終都没有執行[5]。

紙盒藏屍案

1974年12月10日，16歲少女卞玉英在跑馬地安美雪糕公司借用電話後被殺，翌日，清潔女工『林嫂』在街上發現一個電視機包裝紙盒，卞玉英的裸屍就藏在裡面。經光頭神探貝亞調查後，雪糕店店員歐陽炳強被捕，控方指被告身上和藏屍紙盒中均發現死者的衣物纖維，而雪糕店內亦發現死者的纖維毛髮，最後歐陽炳強被定罪，這案成為香港首宗依靠科學鑑證成功入罪的案件。

歐陽炳強一直堅稱自己無辜，決定上訴，幫他上訴的正是貝納祺，另外還有大律師湯家驊。貝納祺逐一指出初審時控方證據的疑點，最後法官覺得原審判決不可靠，命令撒回重審。可是，重審結果一樣，謀殺罪名成立，歐陽炳強被判終身監禁。

除一般官司外，能操一口流利廣東話的貝納祺，更接辦了不少不收分文的義務案件 (pro bono cases)。在他多年的律師生涯中，一直盡力幫助小市民，在這方面他比起葉鍚恩可謂不遑多讓。

呼籲廢除死刑

除了參與了一些重要案件的審訊外，貝納祺對本港司法方面的貢獻，還有為本港廢除死刑盡了一分力。

在『三狼案』一文中，筆者提過，香港最後的死刑犯，不是傳聞中的綁匪「三狼」，而是一個叫黃啟基的24歲越南籍青年。案件發生在1966年7月3日半夜，九龍青山道的「中建百貨公司」被劫，50歲看更陳佛生被利刀砍死，留宿公司三樓的70多歲東主母親聶老太，亦被打傷。聶老太當晚在醫院向警方供出行兇者是公司售貨員黃啟基，警方於是將黃逮捕，控以謀殺罪。

在1966年9月8日，4男3女組成的陪審團，經兩個多小時商議後，一致裁定黃啟基謀殺罪名成立，法官判處死刑。黃啟基上訴，但在10月14日被高院以理據不足為由駁回。黃又再去信港督，請求赦免死刑，可是在11月1日，港督會同行政局商討後，拒絕赦免其死罪。

就在黃被判刑後數天，貝納祺發表一公開信，呼籲免除死刑，他指出英國在1965年已廢除死刑，香港身為英國殖民地，刑罰不應超越宗主國。

原來英國於1965年起試行取消對謀殺犯施行死刑，犯了叛國、海盜、在皇家船塢縱火、以及一些戰時軍事罪行的人則不包括在內[6]。

可是，英國的決定，以及貝納祺的呼籲，都没有改變黃啟基的命運，他最終還是於1966年11月16日在赤柱監獄絞刑台上伏法[7]。

但此後香港没有再執行死刑。並不是說法庭不再作出死刑判決，而是判刑後，死囚可以提出書面申請，要求港督運用特權赦免。港督一般都予以赦免，將死刑改為終身監禁，有的甚至改為有期監禁。

1987年3月，香港政府更推出新措施，凡被判處死刑的，如在28天內沒有上訴，或上訴遭法院駁回，在6個月內仍沒有向樞密院提出上訴，港督將會自動考慮赦免死刑。

立法局於1993年4月通過了廢除死刑法案。此後，謀殺罪由原來的死刑改為終身監禁，而叛逆罪和海盜罪則由死刑改為酌情終身監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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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isiting of Mrs. Bernacchi”，載《香港航海學校舊生會會訊》2003年3月第63期。

[2] 《香港6000年》第624-625頁。

[3] 陳丕士同時為華人革新會主席。

[4] 大公報受審時，文匯報及新晚報負責人亦接到候審的通知。但後來終於没有被起訴。

[5] 《香港6000年》第627頁。

[6] 1969年英國宣布永遠取消對謀殺犯的死刑。1998年所有和平時期的罪行都獲得豁免死刑。

[7] 翁靜晶：『鐵證如山難狡變末代死因下』《東周刊》2009-09-23。

[8] 香港商報2004-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