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內閣機密報告
我們可以看到，在1970年代，港英政府不再考慮較大的政制改革；而市政局雖得到改革，但卻被削權，原因何在？
原來1969年3月英政府內閣一個部長級委員會提交了一份最高機密報告，看來是為英國在此後數十年的香港政策定了基調。該報告題為 “Hong Kong :
Long Term Study”，於2004年獲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
報告指中國政府意圖最遲於1997年收回香港 (筆者按：可見北京此前曾就香港前途問題與倫敦接觸)，如果將香港的制度根據英國人心目中的『社會公義』概念去進行改革，會令到1997年時香港與內地的差距擴大，屆時香港居民將難以適應中國的統治，增加過渡的困難。因此建議避免在1997年之前引進改革，包括通過憲制改革引進代議政制和責任政府。
報告強調，對英國最有利的籌碼，就是得以在1997年將一個經濟發達、可賺外匯的香港交給中國。
報告認為，中國政府不可能同意將新界租約延長，英國政府唯一可以做的，是於1980年代初以非正式手段與北京接觸，以達成默契。
文中警告，如果到1980年代香港前途問題還未能解決的話，香港人將會開始對前途失去信心，移民潮隨之出現；前途問題對香港社會和經濟的打擊將日趨嚴重[A1] 。
香港前途問題
果然，正當貝納祺等人還在積極爭取增加市政局的民主成份之時，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問北京，回港後引述鄧小平『叫香港的投資者放心』的話，為『香港前途問題』拉開序幕。
對於香港的將來，很多人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意見，一直為香港人爭取民主和人權的貝納祺，當然不甘後人。
1980年代初，英國向中國提出分拆香港的「主權」及「治權」：主權歸中國、英國保留治權，即『以主權換取治權』。貝納祺的革新會於1981年11月15日就發表類似的看法，主張一方面把香港主權交回中國，另一方面將之變成託管區，由英國政府代為管理20年。此後中國要收回香港，則要預先10年通知[A2] 。
可是，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在北京會見戴卓爾夫人時，斬釘截鐵地說：『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
經過多輪談判之後，英國外相賀維於1984年4月20日宣布：延續英國在1997年後在香港的管治是不切實際。他的意思是：英國將放棄香港主權和治權，會把香港於1997年交還中國。
賀維說：『因此，我們集中力量去尋求能夠確保本港的穩定、繁榮及生活方式得以延續的其他方法。』『作為中國一部份的香港，將會享有高度的自治權。』
代議政制
要實行『高度自治』，當然需要制度上的配合。為此港英政府於中英談判塵埃落定之後，開始為香港政制民主化鋪路。於是，貝納祺等爭取數十年而不得的民主政制改革，就因為香港要回歸中國，英國政府主動將之雙手奉上。
而英國政府此時似乎忘記了1969年那份機密報告的忠告：不要在香港回歸前進行政改。
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草簽聯合聲，保證香港基本制度不變，問題是簽署聲明那一刻開始不變，還是指1997年開始？北京的意思是即時不變，英國人卻另有打算。
在聯合聲明草簽之前的7月18日，港英政府搶先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 —— 代議政制在香港的進一步發展》，正式提出代議政制的方案諮詢公眾。這份文件被視為殖民地時期的香港政制改革的開始，並且是香港政府首次研究代議政制在香港發展的可行性。
該綠皮書提出香港要建立一個「權力穩固地立根於香港，有充份權威代表港人意見，同時更能較直接向市民負責」的政制，其最終目標就是循序漸進地發展民選政府機關。
綠皮書建議1985年的立法局選舉試行間接選舉，其中24名議員分別由選舉團和功能組別選出，前者名額為6名，至1988年增加至12名[A3] ；選舉團的成員，包括所有市政局、區域市政局及區議會的議員。並提出1991年的香港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中，至少應有8名由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互選出來。
綠皮書公布後，革新會與其他民間組織認為應該組織起來詳細討論綠皮書的內容，於是，綠皮書公布後的第4 天 (7月22日)，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司徒華宣佈成立『代議政制綠皮書研討聯席會議』，參加的組織除了革新會和教協之外，還有公務員總工會、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匯點、港大學生會、中大學生會、浸會學生會、以及其他一些勞工、宗教、婦女團體。
諮詢過後，香港政府於1984年11月21日發表《代議政制白皮書》，又搶在中英於12月正式簽署聯合聲明之前，而且將民主化速度加快，將民選議席人數由原來的1985年6人、1988年12人改為1985年已增至12人。
1985年9月26日，香港首次舉行香港立法局的間接選舉，正式開始了香港的代議政制。但是香港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由間接選舉產生的構思，卻一直未能實現。
中方起初對英方在香港提出代議政制没有什麼反應，但後來漸漸覺得英方在攪『十三年大變，五十年不變』的陰謀。發表代議政制白皮書一週年的那一天，即1985年11月21日，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在新華社召閞記者會，說『有些人不按本子辦事[A4] 』，直指英國偷步在香港搞民主，違反聯合聲明。
1987年5月27日，香港政府發表《1987年代議政制發展檢討綠皮書》，就香港代議政制的發展作出檢討，並向市民諮詢對1988年於香港立法局引入直接選舉議席的意見。
1987年9月底，由91位香港民主派人士組成的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促進民主政制支持八八直選』集會，逾萬名市民參加。
但由於中方的大力反對，香港政府故意歪曲民意，於1988年2月10日發表《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白皮書》，宣布放棄『八八直選』，原因是：『雖然市民對在立法局加入若干直選議席此項原則，表示支持，但是在實行時間上則有歧見』。
不過，英方其實與中方達成了秘密協議：英方不在1988年引進直選，中方則同意將普選條款加入基本法內。後來，1991年9月15日，香港終於舉行首次立法局直接選舉，18名議員由地方選區選出，稱為『九一直選』。
1987年9月底，由91位香港民主派人士組成的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於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促進民主政制支持八八直選』集會，逾萬名市民參加。
但由於中方的大力反對，香港政府故意歪曲民意，於1988年2月10日發表《代議政制今後的發展白皮書》，宣布放棄『八八直選』，原因是：『雖然市民對在立法局加入若干直選議席此項原則，表示支持，但是在實行時間上則有歧見』。
不過，英方其實與中方達成了秘密協議：英方不在1988年引進直選，中方則同意將普選條款加入基本法內。後來，1991年9月15日，香港終於舉行首次立法局直接選舉，18名議員由地方選區選出，稱為『九一直選』。
淡出香港政壇
貝納祺自成立革新會以後，一直在香港政壇扮演著民主先鋒的角色，他不斷向港府施壓，要求增加議會架構的民主成份，採用的手段包括組團到英國向祖家遊說、在香港組織民眾大會、簽名運動等，總之當時本港社會能夠接受的方式，他都做了。
1950和1960年代，社會風氣仍然保守，公民意識薄弱，本地意識還未抬頭，爭取民主人權這些東西，都是由貝納祺、葉錫恩這些外籍人士，以及少量本地精英，包括商界和專業人士去衝鋒陷陣，普羅大眾對於政治還處於冷感階段。
貝納祺身為御用大律師，社會地位高崇，而且是英國人，有先天優勢，加上他的一腔熱誠，多年來在民主運動中都站在領導地位。
1966年，蘇守忠受葉錫恩感召，破天荒以絶食作為對社會不公現象的抗議手段，而他隨後被補又引起市民遊行示威。翌年又發生左派暴動。這些震撼香港人的事件，加上殖民統治的壓迫，社會上貪污會氣的日趨嚴重，在在加強了港人的公民和社會意識。
1970年代經濟不斷發展，本地意識興起，這些發展反映於當年多次的社會運動 – 1971年的『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1972年的『文憑教師爭取權益薪酬運動』、1973-1974年的『捉葛柏反貪污』運動、1978年的有薪分娩假期運動等。這些運動進一步提高了一般市民的公民意識，掀起了香港人對公共事務甚至政府施政的關注；其中學生組織在很多社會運動中都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可是，這些社會運動，只為低下階層爭取公義，參與者沒有想到要爭取民主選舉，從政治制度著手，達到社會各階層平等。爭取民主還是有賴貝納祺、葉鍚恩等人。
及至1970年代末香港前途問題開始浮現，香港人才驚醒過來，覺悟到香港的前途要自己去爭取。1980年代初期中英談判，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港英政府開始推行代議政制改革，這段期間香港的民間政治團體紛紛成立，有如雨後春筍。
1983年1月劉迺強、張炳良、楊森等成立『匯點』；1984年2月，何俊仁、黃震遐、韋家祥、李偉傑等成立『太平山學會』；同年11月盧景安等成立『港人協會』；1985年譚惠珠、浦炳榮、郭志權、郭志桁等成立『勵進會』；同年盧龍光、陳立橋、劉千石等成立『民主公義協會』。
這些組織的共通點，除了都是為香港前途獻計外，就是均由華人組成。當時英國人已決定放棄香港，還把居英權的後門關上，香港人不可能再依靠他們去為自己爭取民主。
1985年立法會選舉加入功能組別和選舉團選舉，由此選出的間選議員，亦有不少成為民主運動的接棒人，其中司徒華和李柱銘就是那年從功能組別中選出。
在這情況下，貝納祺不得不將民運的火棒交出，逐漸淡出香港政壇。雖然他繼續當市政局議員，並於區議會成立後，出任數屆東區區議員，革新會會員又繼續參選各議會，但站在民運前線的已不再是貝納祺，他的歷史任務經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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