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22日 星期四

為民請命葉錫恩 (2)

開罪港府

葉錫恩第一次得罪殖民地當局,是仍住在寮屋區的期間,給英國『衞報』寫了一封信,指出香港工人比國內工人更辛苦,因他們一星期工作7天,每天10小時。該封信後來獲得國會議員引述,而英國工業界則抱怨無法與香港的廉價勞工競爭。

結果香港政府要修改勞工法,以滿足英國的記者和國際勞工組織,但實際上工人仍然景況堪輿,而且聘用童工的情況相當普遍,還得到政府的默許。

當選市政局議員

1962年聖誕前後,在一位朋友遊說下,葉錫恩加入革新會 (Reform Club),革新會招她為會員是因為他們想找一位女候選人參選市政局,而且最好是教育界的[A1] 。而葉錫恩加入革新會,是因為她認為做了市政局議員便有更多機會為民眾服務,而且她一向十分欽佩革新會主席貝納祺 (Brook Antony Bernacchi) 的為人,覺得他常替本地人說話。

以往多次選舉中革新會與公民協會 (Civic Association) 是競爭對手,1963市政局直選雙方決定改為合作,聯手出擊,組成「革新公民聯合陣綫」,葉錫恩便成為兩會聯合派出的4位候選人之一,其餘3位為李有璇醫生 (爭取連任的革新會秘書)、張永賢律師 (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委員)、吳頌堯。

參選的還有兩位獨立候選人:上屆代表革新會的陳樹 (德明中學校長、前廣東軍閥南天王陳濟棠之子) ,以及和李尚沛[A2] 6人爭4席位。而兩會的最強對手是陳樹垣。

196337 (星期四) 舉行投票當天,革新公民兩會的頭頭貝納祺、張有興和鍾愛理遜都親臨坐鎮,兩會和陳樹垣的助選團人數旗鼓相當。當年拉票活動已經相當激烈,參選各方均出動車船接送選民。可惜,投票當天,在25,932名合資格選民當中,只有5,320人到港九4個票站投票[A3] ,投票率只得21%,為歷年最低

那年市政局選民要從6名候選人中選出4人,而每位選民只可圈選兩人。結果葉錫恩獲2,287票排名第四獲選[A4] ,得票最多的是陳樹垣,兩會的李有璇和張永賢亦當選,吳頌堯卻落選。

當時革新會和公民協會聯手促請政府實施一連串的改革,包括在立法局引入民選議席。可惜兩個團體的合作没維持多久,因為雙方目標雖一致,但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公民協會是個右傾組織,主要爭取對象是商人和專業人士,而革新會則為社會貧苦大眾說話。

葉錫恩當選市政局民選議員之後,放棄了部份教書時間,以便可以接見市民,以及落區訪間、開會、寫信。她經常就小販、徙置等問題提出令官員尷尬的質詢。


首次當選為市政局議員的葉錫恩


徙置問題

她當選市政局議員後不久,即針對政府兩大政策範疇 教育與房屋 發表言論,一方面反對教育司建議將小學入學年齡提高,另一方面批評政府的寮屋政策[A5] 

葉錫恩特別關心的是木屋居民徙置問題。

徙置本來並非市政局的責任,但因為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約20萬難民在隨後的一年內湧入香港,在港九新界各處搭起無數木屋棲身,那些木屋區不但衛生條件惡劣,而且容易發生火警。港府當時還未有專責部門處理寮屋問題,於是遷拆安置的工作成為市政局的臨時職責,單單那一年內,便拆了6,000間木屋,徙置了4萬居民[A6] 

此後難民仍不斷湧入,至1951年,香港人口由戰後的60萬驟增至210萬,至1952年木屋居民已增至35萬。

1950年代初沿九廣鐵路來港的內地難民。

大陸難民湧入,1950年代的唐樓
一個單位住上多個家庭。

寮屋問題,除了難民因素外,還因為1947年頒布的租金管制,令市區重建緩慢,房屋供應嚴重短缺,無法應付突然大增的需求,雖然大部份新來客都在擠迫的舊樓棲身,仍然有不少以木屋為家[A7] 

市政事務署於1951年成立寮屋管制組 (Squatter Control Branch,俗稱『寮仔部』),劃出多個『指定平房區』,安置被拆遷的居民或大火災民到那裡,住進兩層的標準平房,成為早年的徙置區[A8] 

1953年發生在石硤尾及其他地區的多次木屋區大火,災民數以萬計,更令徙置問題顯得迫切。

以新的木屋安置舊木屋居民並非長久辦法,1954年政府成立屋宇建設委員會 (1973年改組為房屋委員會至今),負責興建公共屋邨以徙置寮屋居民。當年10月,便有87層高的徙置房屋在石硤尾落成。

1953年石硤尾大火。

大火後香港政府於1954年在災區
原址興建徙置大廈。

屋宇建設委員會隸屬市政局,市政局主席為委員會的當然主席,而市政局議員亦為房委會當然委員[A9] ,所以葉錫恩上任後即面對寮屋居民的徙置問題。

本來,大陸新移民於1954年後已大減,但木屋居民卻仍然不斷增加。原因是徙置政策令不少租戶由舊樓搬到寮屋等待遷徙;另1956年放寛租務管制,令市區重建突然加速,大量舊樓居民被迫搬到寮屋居住[A10] 

為統籌徙置事務,政府於19546月成立徙置事務處,另為免徙置政策被濫用,政府於當年8月從空中視察全港木屋區,並製圖作為紀錄,此後才建的木屋被視為非法,要拆卸,並且無資格上樓。自此經常出現木屋區被拆,居民無家可歸的情況[A11] 

為什麼不好好安置那些居民?原來當年港英政府遷拆寮屋,並非為改善那裡居民的居住環境,而是為快速而有效地解決寮屋區造成的火災危險,及其對公共衛生和秩序的威脅[A12] 

19701980年代的民政司黎敦義(Denis Bray) 更揭露:「五十年代的徙置計劃並非為窮人而設的房屋計劃,而是為了騰出土地供發展。[A13] 

既然政府的徙置政策並非真正為寮屋居民著想,官員就不會妥善安置對那些非法寮屋居民。

葉錫恩首次當選市政局議員的1963年,寮屋居民多達53萬多人,佔市區人口的20%,是歷年的最高峰[A14] ,所以寮屋居民徙置工作十分艱巨。

葉錫恩上任後不久,即遇到土瓜灣落山村遷拆事件,這個位於落山道的木屋區於19634月在3星期內被拆掉[A15] 。原來政府於1954年做了一次空中視察繪圖,以後便以此為準則,制訂徙置法例,1954年之後出現的木屋區便屬非法,需要遷拆[A16] 

這次遷拆牽涉百多戶人家,徙置處卻没有即時安置,他們無處容身,唯有露宿山頭,抵受日晒雨淋之苦,有20多名居民因而病倒。拆屋時,寮仔部人員還把他們的牀板及用具檢走,甚至把水缸打破,令他們無食水可用[A17] 

居民代表於429到何文田徙置事務處請願,處長摩理遜和副處長徐家祥[A18] 均拒絶接見,職員接過請願信後迫令請願居民盡快散去,否則報警拉人。葉錫恩當天下午到該村訪問,剛到步便被居民包圍,懇求她代為向政府請求合理安置。葉答應盡力而為[A19] 

這些無處棲身的居民固然淒涼,但縱使獲得安置的亦不一定解決了問題,因為這些所謂黑市居民,會被放逐到無法居住的『特准區域』。

這年7月葉錫恩巡視了西貢7號墳場木屋區,那裡便住了5,000多人,他們是從九龍多處天台木屋和徙置區木屋被遷徙而來,該木屋區位於山上,這裡無水無電,居民用水只能靠山腳兩口水井,還要從山腳將水挑上山上。而且地處偏僻,村口又没有巴士站,醫院和學校就更不用說。

葉錫恩與徙置處長巡視過後,處長答應加建儲水池和上山水管,以解決居民用水問題[A20] 

此後葉錫恩多次批評政府的徙置政策,要求政府妥善安置木屋區居民。她自稱是徙置事務處中最不受歡迎的人物,每星期寫的投訴信達30多封[A21] 。據當時在寮仔部負責回覆投訴信的林中麟 (後來曾出任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 回憶,他們收到的來信,最多的便是來自葉錫恩[A22] 

1950年代的山邊寮屋。

當年的木屋區很多是在偏遠荒蕪的地方,無水無電,居民生活甚為艱苦。

1979年木屋區火災後重建,葉錫恩
主持第一間寮屋開幕儀式。










 [A1]葉錫恩著、隋麗君譯:《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第15頁。香港文匯出版社,2004.8


 [A2]工商日報1963-03-08


 [A3]4個票站為:大會堂、尖沙咀天星碼頭、北九龍裁判處、跑馬地防衛軍總部。其中大會堂是主要投票站,尖沙咀亦很熱閙,而跑馬地則為最冷清的票站。


 [A4]工商日報1963-03-08。後來葉錫恩再參選市政局時已退出了革新會。


 [A5]工商日報 1963-04-03


 [A6]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1883-1999》,第116頁。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2


 [A7]王于漸:『香港的住宅為何那樣狹小?』,信報2012-09-12


 [A8]楊汝萬、王家英編:《香港公營房屋五十年 金禧回顧與前瞻》,第339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A9]市政局議員至1973年該局改制之後,才不再兼任房屋委員會委員。


 [A10]香港的住宅為何那樣狹小?』


 [A11]大公報 1963-09-02;方國榮、陳迹:《香港經典系列 - 昨日的家園》,


 [A12]《香港公營房屋五十年 金禧回顧與前瞻》,第339頁。


 [A13]香港的住宅為何那樣狹小?』


 [A14]《香港公營房屋五十年 金禧回顧與前瞻》,第307頁。


 [A15]工商日報 1963-04-30


 [A16]大公報 1963-09-02


 [A17]工商日報 1963-04-30


 [A18]徐家祥是首位華人政務官,1971年至1973年官至勞工處處長,嘗任行政立法兩局官守議員。


 [A19]同上。


 [A20]工商日報 1963-07-25


 [A21]大公報 1963-12-04


 [A22]『特區日記:兜兜轉轉幾十年「打回原形」,林中麟掌市建局仍返寮仔部』,太陽報200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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