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民請命葉錫恩 (2)

開罪港府

葉錫恩第一次得罪殖民地當局，是仍住在寮屋區的期間，給英國『衞報』寫了一封信，指出香港工人比國內工人更辛苦，因他們一星期工作7天，每天10小時。該封信後來獲得國會議員引述，而英國工業界則抱怨無法與香港的廉價勞工競爭。

結果香港政府要修改勞工法，以滿足英國的記者和國際勞工組織，但實際上工人仍然景況堪輿，而且聘用童工的情況相當普遍，還得到政府的默許。

當選市政局議員

1962年聖誕前後，在一位朋友遊說下，葉錫恩加入革新會 (Reform Club)，革新會招她為會員是因為他們想找一位女候選人參選市政局，而且最好是教育界的[A1] 。而葉錫恩加入革新會，是因為她認為做了市政局議員便有更多機會為民眾服務，而且她一向十分欽佩革新會主席貝納祺 (Brook Antony Bernacchi) 的為人，覺得他常替本地人說話。

以往多次選舉中革新會與公民協會 (Civic Association) 是競爭對手，1963年市政局直選雙方決定改為合作，聯手出擊，組成「革新公民聯合陣綫」，葉錫恩便成為兩會聯合派出的4位候選人之一，其餘3位為李有璇醫生 (爭取連任的革新會秘書)、張永賢律師 (香港屋宇建設委員會委員)、吳頌堯。

參選的還有兩位獨立候選人：上屆代表革新會的陳樹垣 (德明中學校長、前廣東軍閥南天王陳濟棠之子) ，以及和李尚沛[A2] ，6人爭4席位。而兩會的最強對手是陳樹垣。

1963年3月7日 (星期四) 舉行投票當天，革新公民兩會的頭頭貝納祺、張有興和鍾愛理遜都親臨坐鎮，兩會和陳樹垣的助選團人數旗鼓相當。當年拉票活動已經相當激烈，參選各方均出動車船接送選民。可惜，投票當天，在25,932名合資格選民當中，只有5,320人到港九4個票站投票[A3] ，投票率只得21%，為歷年最低。

那年市政局選民要從6名候選人中選出4人，而每位選民只可圈選兩人。結果葉錫恩獲2,287票排名第四獲選[A4] ，得票最多的是陳樹垣，兩會的李有璇和張永賢亦當選，吳頌堯卻落選。

當時革新會和公民協會聯手促請政府實施一連串的改革，包括在立法局引入民選議席。可惜兩個團體的合作没維持多久，因為雙方目標雖一致，但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公民協會是個右傾組織，主要爭取對象是商人和專業人士，而革新會則為社會貧苦大眾說話。

葉錫恩當選市政局民選議員之後，放棄了部份教書時間，以便可以接見市民，以及落區訪間、開會、寫信。她經常就小販、徙置等問題提出令官員尷尬的質詢。

首次當選為市政局議員的葉錫恩

徙置問題

她當選市政局議員後不久，即針對政府兩大政策範疇 – 教育與房屋 – 發表言論，一方面反對教育司建議將小學入學年齡提高，另一方面批評政府的寮屋政策[A5] 。

葉錫恩特別關心的是木屋居民徙置問題。

徙置本來並非市政局的責任，但因為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約20萬難民在隨後的一年內湧入香港，在港九新界各處搭起無數木屋棲身，那些木屋區不但衛生條件惡劣，而且容易發生火警。港府當時還未有專責部門處理寮屋問題，於是遷拆安置的工作成為市政局的臨時職責，單單那一年內，便拆了6,000間木屋，徙置了4萬居民[A6] 。

此後難民仍不斷湧入，至1951年，香港人口由戰後的60萬驟增至210萬，至1952年木屋居民已增至35萬。

1950年代初沿九廣鐵路來港的內地難民。

大陸難民湧入，1950年代的唐樓
一個單位住上多個家庭。

寮屋問題，除了難民因素外，還因為1947年頒布的租金管制，令市區重建緩慢，房屋供應嚴重短缺，無法應付突然大增的需求，雖然大部份新來客都在擠迫的舊樓棲身，仍然有不少以木屋為家[A7] 。

市政事務署於1951年成立寮屋管制組 (Squatter Control Branch，俗稱『寮仔部』)，劃出多個『指定平房區』，安置被拆遷的居民或大火災民到那裡，住進兩層的標準平房，成為早年的徙置區[A8] 。

1953年發生在石硤尾及其他地區的多次木屋區大火，災民數以萬計，更令徙置問題顯得迫切。

以新的木屋安置舊木屋居民並非長久辦法，1954年政府成立屋宇建設委員會 (1973年改組為房屋委員會至今)，負責興建公共屋邨以徙置寮屋居民。當年10月，便有8幢7層高的徙置房屋在石硤尾落成。

1953年石硤尾大火。

大火後香港政府於1954年在災區
原址興建徙置大廈。

屋宇建設委員會隸屬市政局，市政局主席為委員會的當然主席，而市政局議員亦為房委會當然委員[A9] ，所以葉錫恩上任後即面對寮屋居民的徙置問題。

本來，大陸新移民於1954年後已大減，但木屋居民卻仍然不斷增加。原因是徙置政策令不少租戶由舊樓搬到寮屋等待遷徙；另1956年放寛租務管制，令市區重建突然加速，大量舊樓居民被迫搬到寮屋居住[A10] 。

為統籌徙置事務，政府於1954年6月成立徙置事務處，另為免徙置政策被濫用，政府於當年8月從空中視察全港木屋區，並製圖作為紀錄，此後才建的木屋被視為非法，要拆卸，並且無資格上樓。自此經常出現木屋區被拆，居民無家可歸的情況[A11] 。

為什麼不好好安置那些居民？原來當年港英政府遷拆寮屋，並非為改善那裡居民的居住環境，而是為快速而有效地解決寮屋區造成的火災危險，及其對公共衛生和秩序的威脅[A12] 。

而1970及1980年代的民政司黎敦義（Denis Bray） 更揭露：「五十年代的徙置計劃並非為窮人而設的房屋計劃，而是為了騰出土地供發展。[A13] 」

既然政府的徙置政策並非真正為寮屋居民著想，官員就不會妥善安置對那些非法寮屋居民。

葉錫恩首次當選市政局議員的1963年，寮屋居民多達53萬多人，佔市區人口的20%，是歷年的最高峰[A14] ，所以寮屋居民徙置工作十分艱巨。

葉錫恩上任後不久，即遇到土瓜灣落山村遷拆事件，這個位於落山道的木屋區於1963年4月在3星期內被拆掉[A15] 。原來政府於1954年做了一次空中視察繪圖，以後便以此為準則，制訂徙置法例，1954年之後出現的木屋區便屬非法，需要遷拆[A16] 。

這次遷拆牽涉百多戶人家，徙置處卻没有即時安置，他們無處容身，唯有露宿山頭，抵受日晒雨淋之苦，有20多名居民因而病倒。拆屋時，寮仔部人員還把他們的牀板及用具檢走，甚至把水缸打破，令他們無食水可用[A17] 。

居民代表於4月29日到何文田徙置事務處請願，處長摩理遜和副處長徐家祥[A18] 均拒絶接見，職員接過請願信後迫令請願居民盡快散去，否則報警拉人。葉錫恩當天下午到該村訪問，剛到步便被居民包圍，懇求她代為向政府請求合理安置。葉答應盡力而為[A19] 。

這些無處棲身的居民固然淒涼，但縱使獲得安置的亦不一定解決了問題，因為這些所謂黑市居民，會被放逐到無法居住的『特准區域』。

這年7月葉錫恩巡視了西貢7號墳場木屋區，那裡便住了5,000多人，他們是從九龍多處天台木屋和徙置區木屋被遷徙而來，該木屋區位於山上，這裡無水無電，居民用水只能靠山腳兩口水井，還要從山腳將水挑上山上。而且地處偏僻，村口又没有巴士站，醫院和學校就更不用說。

葉錫恩與徙置處長巡視過後，處長答應加建儲水池和上山水管，以解決居民用水問題[A20] 。

此後葉錫恩多次批評政府的徙置政策，要求政府妥善安置木屋區居民。她自稱是徙置事務處中最不受歡迎的人物，每星期寫的投訴信達30多封[A21] 。據當時在寮仔部負責回覆投訴信的林中麟 (後來曾出任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 回憶，他們收到的來信，最多的便是來自葉錫恩[A22] 。

1950年代的山邊寮屋。

當年的木屋區很多是在偏遠荒蕪的地方，無水無電，居民生活甚為艱苦。

1979年木屋區火災後重建，葉錫恩
主持第一間寮屋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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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葉錫恩著、隋麗君譯：《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第15頁。香港文匯出版社，2004.8。

 [A2]工商日報1963-03-08。

 [A3]4個票站為：大會堂、尖沙咀天星碼頭、北九龍裁判處、跑馬地防衛軍總部。其中大會堂是主要投票站，尖沙咀亦很熱閙，而跑馬地則為最冷清的票站。

 [A4]工商日報1963-03-08。後來葉錫恩再參選市政局時已退出了革新會。

 [A5]工商日報 1963-04-03。

 [A6]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1883-1999》，第116頁。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2。

 [A7]王于漸：『香港的住宅為何那樣狹小？』，信報2012-09-12。

 [A8]楊汝萬、王家英編：《香港公營房屋五十年 – 金禧回顧與前瞻》，第339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A9]市政局議員至1973年該局改制之後，才不再兼任房屋委員會委員。

 [A10]『香港的住宅為何那樣狹小？』

 [A11]大公報 1963-09-02；方國榮、陳迹：《香港經典系列 - 昨日的家園》，

 [A12]《香港公營房屋五十年 – 金禧回顧與前瞻》，第339頁。

 [A13]『香港的住宅為何那樣狹小？』

 [A14]《香港公營房屋五十年 – 金禧回顧與前瞻》，第307頁。

 [A15]工商日報 1963-04-30。

 [A16]大公報 1963-09-02。

 [A17]工商日報 1963-04-30。

 [A18]徐家祥是首位華人政務官，1971年至1973年官至勞工處處長，嘗任行政立法兩局官守議員。

 [A19]同上。

 [A20]工商日報 1963-07-25。

 [A21]大公報 1963-12-04。

 [A22]『特區日記：兜兜轉轉幾十年「打回原形」，林中麟掌市建局仍返寮仔部』，太陽報2001-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