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民請命葉錫恩 (1)

葉錫恩原名Elsie Hume，於1913年6月2日出生，至於出生地點曾連她自己也不知道。出生後她跟隨父母住在紐卡素。

他父親名John Hume，是電車售票員；母親名Florence Lydia Hume，經營一間小店舖。家庭收入僅僅足夠餬口。家中共有4兄弟姐妹，爸爸自小便教導他們，人人生來皆平等，這信念對葉錫恩的影響極為深遠。

葉錫恩4歲半入學讀書。1925入讀英格蘭的Benwell Secondary Girl’s School；1928年轉讀英格蘭Heaton Secondary School；1932進入達拉謨大學 (Durham University，即現在的紐卡素大學) 的Armstrong College，1936取得文學士學位，翌年再取得教育文憑。

葉錫恩在學生時代有「噴火式戰鬥機」(Spitfire，當時最新式的戰鬥機) 的外號，她後來說自己擁有強健的體魄，主要是從那時多做運動、勤力工作和少吃的習慣中培養出來的。

大學畢業後，葉錫恩在英國教了10年書。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葉錫恩出任國民志願防衞隊隊員，晚上要起來救助受戰機轟炸的平民，雖然第二天早上一臉倦容， 但還要繼續教書。由那時起她養成了睡很少時間的習慣[A1] 。

葉錫恩1946年與務農的艾威廉William Elliot在赫爾 (Hull) 結婚，她的新夫婿本為工程師，曾因反戰不肯當兵而坐了一年的牢，他們二人志趣相投，都想當傳教士，都想到中國去傳教。

三歲的葉錫恩(右)與姐姐。

偕夫來華傳教

同年秋天，他們到了倫敦，為去中國而作好準備，艾威廉在那裡學醫，以便在中國傳教時為人治病。1947年，艾威廉完成醫學課程，夫婦二人回北方跟家人道別後，便於當年12月乘船從格拉斯哥出發，跟隨教會前往中國傳教。

他們先到香港，在那裡逗留了幾天，辦理一些文件和手續，當時她眼中的香港『到處都是殖民地式的建築物，用扁擔竹籮來挑東西的人到處可見。』在香港接待他們的是位資深的英國傳教士，向他們講了不少英國人如何打敗中國人，嬴得多場殖民地戰爭的歷史；而他對中國人顯得不耐煩。葉錫恩記起以前有傳教士對她說過：『有些傳教士跟本就是資本主義者，他們利用基督的名來達到一些目的。』

葉錫恩初到香港見到很多殖民地風格的建築，圖為1950年代中環皇后行。

離開香港之後，他們第一站到達上海，本來計劃在東北傳教，但因共軍正從北方向南推進，他們只好改變計劃，到江西省去。他們坐船溯江而上，到達江西省的九江，住在教友家裡。她就在這時開始學習中文，並起了中文名字『葉錫恩』。


政權更替 被迫離華

1948年9月，他們被派到南昌以西的宜豐，一條『很窮、很純樸』的小鄉鎮。他們在村裡除傳教外，還贈醫施藥。11月傳來共軍佔領南京的消息，他們為安全計，搬到大城市南昌去。不久，共軍佔領南昌。

紅軍軍紀很好，對人民秋毫無犯，也没有難為教會中士，南昌的經濟亦逐漸有了起色，水電等共用事業服務都有所改進。

但很快新政府就開始查問外國人，又常到他們家裡搜查，似乎有意滋擾，且顯然對他們很不信任，令他們大為光火。

『在新政府的管治下，基督教越來越受到影響，我們留在那裡，既起不了什麼作用，而且令人很為難。』1950年韓戰爆發，葉錫恩這些英國人的處境更為不妙，雖然共產政權没有對她們怎樣，但英國政府和當地人都勸他們離去。

葉錫恩在回憶錄中總括了在中國的經驗：『在中國3年，我發現自己實在没有什麼東西值德教給中國人，相反的，從他們那裡，我學會了第一課，知道了外國人一向自大，認為自己信的真理才是生活的真諦。……在他們眼裡，這種宗教是代表貪婪和侵略的殖民地主義。罪不在基督教，而是在那些所謂基督教國家，他們利用基督教作為擴張主義的一種武器。』

她也對教會領導人的自大、狹隘、門戶之見和大男人主義感到十分失望，特別是對她自己的教會非常失望。而他丈夫威廉就是信奉狹窄教條和原則的人，於是二人的距離越來越遠。

來港定居

1951年2月，葉錫恩與丈夫離開南昌來到香港，她本來是打算去婆羅洲與其他教友會合，只是路經香港，但來到香港幾天之後，一些她在內地已經認識的教友，來到她們夫婦下榻的『士兵與海員之家』找她，這些教友都在香港成了政治難民。

葉錫恩在啟德新邨的簡陋居所。

她決定只要在香港租到便宜一點的房子便留下來 ─ 那時香港房租貴得驚人。最後她那些中國友人在他們的寮屋區 (啟德新邨) 內替她找到一套150平方呎的非法住房，月租100元，雖說非法，但比起附近的貧民所住的木屋比較，他們的房子可算是豪宅了，於是她決定留下來，想不到她就此一直以香港為家。

葉錫恩夫婦都是信義會的傳教士，並没有固定的薪金，只靠寄來的捐款維持一切開支。在木屋區的生活很困苦，甚麽風扇、冰箱都没有。葉錫恩甚至連坐巴士也没有錢；身上穿的衣服，不是二手買來的，就是舊衣縫補或改過來的。最初，他們為木屋區貧民免費看病，用的藥都是外國寄來的，每天都有10多人來看病。

邂逅杜學魁

1952年，葉錫恩在教會中認識了一位叫杜學魁的教友。

杜學魁於1921年在內蒙古包頭出生，3歲喪母，由伯父家照顧，伯父不想他讀書，只想他當農民。他惜來一張學校畢業証書，在農村學校當起老師。1933年國民政府在包頭成立中央政治學校的分校，有善心人出錢資助杜學魁在該校就讀。

1937年爆發盧構橋事件，杜為逃避戰火，與約70名同學及一批老師，冒著嚴寒橫越大片平原和沙漠，最後來到重慶，在那裡一間學校繼續學習。

二戰結束後，杜學魁決定來香港闖天下，1950年29歲那年由家鄉內蒙古經上海來港，當時身無分文，只能睡在三呎高閣樓，在出租書店工作，酬勞是每天兩餐一宿。後來，有位法國朋友留給他一批漫畫書籍，他便在啟德新邨另開出租書店，認識了附近英國教會Plymouth Brethren Assembly的葉錫恩夫婦，並且加入教會。

杜學魁有感於貧民區的孩子没有好的書本看，向葉錫恩提議辦一所學校。教會對這想法並不熱心支持，葉杜二人唯有自行想辦法。

他們買了一個舊的軍人帳幕，向政府要了路旁一塊空地，就在那裡辦起學來。1954年9月，那間帳幕學校開學，命名為『慕光中學』，當時共有30名中一學生，每人學費5元，僅夠一位教員的薪水。

葉錫恩後來說，他從杜學魁身上學到很多東西，而且逐漸被他改變。『我好像脫胎換骨，變了另外一個人。多年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希望[S2] 。』

脫離教會 離開丈夫

在和杜學魁感情不斷增長的同時，葉錫恩跟夫婿艾威廉的感情則每下愈況。她的健康亦因精神緊張而受損，患上了消瘦症，她丈夫也患了輕微肺病。最後葉錫恩於1955年下決心脫離教會，在教會大堂宣布脫離傳教士身份，作了這決定後，她頓時覺得如釋重負，但她丈夫則覺得十尷尬。

1955年11月，葉錫恩與夫婿坐船回英國，艾威廉是打算不回香港的了，但葉錫恩則對香港、新建的學校和杜學魁甚為眷戀，對她來說，留在英國就像厠身地獄。

就在這時，她在香港的教會有兩位老處女帶頭寫了封信，指責葉錫恩與別的男人有不軌行為，葉的丈夫雖然知道信中的指責是捏造的，但由於不想與教會作對，所以不肯站出來為太太辯護，令葉錫恩忍無可忍，而且香港的教會想把她的學校關閉，她於是決定離開英國和她的丈夫，於1956年5月乘船返回香港。

擴建學校

葉錫恩回港主要原因之一，是為拯救她在啟德新邨辦的新學校，但她發覺學校被教會霸佔，她在杜學魁的幫助下，要從教會手上奪回學校，他們乘學校無人之際，將校舍和原本屬於她的桌椅重新佔據，雖然後來遭教會人士毆打受傷，她還曾報警救助，最終還是如願以償，因為學校是以她的名字註冊的。

奪回學校之後，葉錫恩要用教書以外的時間替人補習，加以異常節儉的生活，方能維持生計和學校的開支。

1957年夏天，葉錫恩利用一位富商的捐款，擴建了她的學校。但學校所在地為政府臨時批給她用的，後來政府要在那裡建公屋，便將那塊地收回，葉錫恩唯有到處找新的校舍。她先找到九龍城一處天台住宅，將之改變為有4間課室的天台學校，並將校命改為『慕光英文書院』，名字一直沿用至今。她當時在浸會學院兼職教書，在每月的1,200元薪金中，撥出1,000元給學校，只留200元作為自己的個人開支。

不過，在辦學的過程中，葉錫恩發現，當時的港英政府根本無意為窮人提供教育，而且她絶不肯行賄，所以官員對她諸多阻撓。她亦因為在九龍城區出没，開始了解小販的困境，日後小販問題成為她關注的重點之一。

慕光歷史
1954年	立帳蓬校舍於九龍啟德新邨命名為慕光中學。
1955年	建教室二間，以代帳蓬。
1957年	於原校舍加建一層，增二教室，易名為慕光英文書院。
1958年	開辦夜校，兼理社會福利工作，免費診所，牛奶供應站，及服務性的公眾圖書館。
1959年	啟德新邨拆建，遷衙前圍道40-42號租用校舍。
1961年	開辦獅子石道分校於 56-62 號。
1963年	開辦老虎岩 (樂富) 津貼小學，校址為 20 座地下。
1964年	於樂富邨 20 座天台開設兒童樂園 (樂富幼稚園)。
1965年	於太子道 214-216 號開辦慕光英文書院分校。
1972年	觀塘功樂道55號慕光英文書院新校舍落成啟用。
1976年	於荔景邨開設第二間津貼小學，命名為慕光荔景小學。
1982年	慕光順天幼稚園於順天邨設立，是為第二間幼稚園。
1983年	第三間幼稚園於沙田圓洲角臨時房屋區設立，名為慕光沙田幼稚園。
1984年	開辦第四間幼稚園於深水澤安邨，名為慕光澤安幼稚園。
1986年	觀塘第二校舍 (新校) 擴建落成。

早年葉錫恩夫婦在學校的留影。

1962年暮光書院第一屆畢業生合影。

慕光英文書院在工商日報1966年
8月11日登的招生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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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永不言倦的杜葉錫恩』，貼於公開大學網頁，2010年3月9日查閱。

[S2]葉錫恩：『葉錫恩自傳』第118頁，香港：明報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