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革新會 為民請命 推動政改
除了積極服務社會以外，貝納祺亦是政壇的活躍分子，是香港最早進動政制民主化的先驅之一。
貝納祺於1949年1月[1]一手創立『香港革新會』
(Reform Club of Hong Kong) ，為低下階層爭取權益。該會主要由專業人員組成，包括會計師、律師、醫生、工程師等，全盛時期會員數以千計；而貝納祺任該會主席達數十年之久。
革新會以敢言見稱，其關注的議題有政治改革、房屋、勞資關係、貪污等問題等。該會曾成功促使政府先後成立徙置事務處 (1954年) 和房屋委員會[2]。
革新會是香港最早的本地政治團體，與張有興、陳子鈞、馬文輝、鄒有雄等於1954年10月26日創辦、會員亦為中產和專業人士的香港公民協會 (Hong Kong Civic Association)，成為當年類似反對黨的組織，而二者均積極參加市政局選舉，長期控制著市政局民選議員席位。
有文章指革新會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個本土政黨[3]，卻並非事實，因革新會只算是政治團體而非政黨。蓋香港第一個政黨應為1956年1月8日成立的公民黨[4]，是由公民協會所銳變出來，其基層的組織份子仍由公民協會的幹部擔任。
楊慕琦計劃
事實上，貝納祺之所以成立革新會，觸發點是港英政府提出的楊慕琦計劃。那是在日佔時期被囚於瀋陽的港督楊慕琦，在戰後重臨香港時提出的政改方案。
其實早於1930年代，香港的外籍商人已要求與上海公共租界看齊，那時該租界全由當地的歐洲商人所管理[5]。1941年在英國殖民地部成立『香港計劃小組』，該小組經過數年的研究、協調，於1945年5月提交一份備忘錄，建議在香港建立一個透過選舉產生議員的真正的市議會，而不是一個半官方式的市政局。隨後，殖民地部成立另一委員會，研究市議會的權力範圍和選民基礎，但未有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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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慕琦 |
為什麼要改革？因為二次大戰時，英國在亞洲節節敗退，香港被日軍佔領，統治香港的英人不但無力保護被統治的華人，而且自身亦被凌辱，自覺聲譽受損，擔心影響以後的統治；加以二次大戰後世界反殖民主義抬頭；此外還受到美國的壓力要在其殖民地推動自治和獨立。當時的工黨政府於是決定整頓殖民地政策[6]。
1946年香港結束軍政府的統治，楊慕琦回到香港復職，立刻提出政改方案，希望加強香港人對這個英國殖民地產生歸屬感。
他提議設立一個有完全代表權的市議會 (Municipal Council)，代替市政局。市議會由48名議員組成，其中華人與洋人各佔半數；32個議席民選，其中16人由洋人選出，16人由華人選出。稍後又修改為議員總數30，民選議員20。
選舉資格方面，選民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化程度（通曉英語）和財產（每年納財產稅超過二百元）。英籍人士只要居住香港1年，年齡在30歲以上，便有選舉權或被選舉權；非英籍人士，必須在香港居留一段較長時間(例如10年)，才有選舉權或被選舉權。
市議會最初的職能是管理公園和運動場，然後逐步負責公共衞生、教育、社會福利、城市規劃和消防等。
葛量洪扼殺香港政改
英國政府本來已於1947年7月24日、即新任港督葛量洪上任前一天，宣布原則上同意楊慕琦計劃，但新港督葛量洪卻不同意[7]。
以羅文錦為代表的一眾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其中大部份是歐籍議員，在1949年3月一次立法會動議辯論中亦反對該計劃，反而提議改革立法局，加入更多非官守議員，其中部份民選，由英籍人士選出 (非英籍華人無選舉權)。結果這次動議辯論通過反對楊慕琦計劃，支持羅文錦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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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量洪 |
同年8月，葛量洪將立法局這決議向倫敦匯報，建議以此決議取代楊慕琦計劃，但英國政府對於增加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一節有所保留。
楊慕琦計劃，以及非官守議員的建議，在香港社會引起很大的爭論。貝納祺的香港革新會，以及華人革新會等政治團體正是在這個時候成立，以回應這時的政治形勢。他們組織了142個團體向港督請願，一致反對非官守議員的建議，將立法局選民資格限於英籍人士。他們建議選民資格應擴展至所有交差餉的居民，或者永久居民。而且他們絶大部份都讚成立刻執行楊慕琦計劃。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香港社會的注意力由政改轉移到對共軍襲港的憂慮。1950年6月，韓戰爆發，葛量洪此時回英述職，並帶去一個新的政改計劃，該計劃基於羅文錦動議，但改得更加保守。英國工黨政府覺得葛量洪方案太保守，擔心被北京新政權批評，不予批准。
但1951年10月邱吉爾上台後，北京政府開始攻擊保守黨政府，既然關係已破壞，英政府便索性批准葛量洪憲制改革方案[8]。
1951年12月，殖民地部大臣利特爾頓 (Oliver Lyttelton) 到訪香港，香港革新會、華人革新會、中華總商會等團體，尚未知道英國政府的想法，貝納祺等還向大臣要求早日執行已放棄的楊慕琦計劃。而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則唱反調，指香港人只求生活安寧，不求政治改革。
1952年3月，香港政府宣布重設兩個市政局民選議席，選舉於5月30日匆匆舉行。結果貝納祺和九龍巴士創辦人之一的雷瑞德，在9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獲勝，擊敗了胡百全、陳丕士等其餘7位候選人。
可是，由於投票率低於35%，港府認為香港人對政治毫無興趣，這樣的選舉很容易被人操控 (當時大量內地難民湧進香港)；同時，行政立法兩局的非官守議員都反對政改方案，反對將一個他們認為只適用於其他殖民地的理論，用於香港而危害它的它的未來[9]。
於是葛量洪向英國政府提議取消原有憲政改革，只增加市政局民選議席。英政府內閣最後同意[10]。
1952年10月，英國政府宣佈，取消香港大規模的政制改革。就是這樣，葛量洪一手握殺了英國政府原本想給予香港的民主改革[11]。倫敦同時又宣布增加兩名市政局民選議席，明顯是為撫平香港人對於取消民主改革的不滿。
民主派分裂 貝納祺走中間路線
當貝納祺的香港革新會和華人革新會於1949年先後成立之後，香港的民主運動本來有一番新景象。當年不同政治團體攜手合作推動本港的政制改革，而華革會在社會動員方面尤其賣力。
可是不久之後，這個民主陣營就出現分裂，1950年華革會由莫應桂、陳丕士控制後向左轉，陣營內開始出現左右兩派不和。貝納祺等的革新會成員以及先施公司太子爺馬文輝等則成為中間派，貝納祺比較溫和，馬文輝則相對較激進，指摘英國人在香港搞的是『櫥窗式民主』。
1951年12月殖民地部大臣訪港時，民主陣營內部矛盾白熱化，不同派別之間公開互相攻擊，更爭奪會見利特爾頓的代表資格，最後莫應桂和陳丕士戰勝馬文輝。這些明爭暗鬥，令當年的民主改革運動蒙上污點[12]。
[1] 《香港6000年》第590頁。
[2] 星島日報1961-12-20。
[3] 英文維基百科。
[4] 《香港6000年》第668頁。
[5] Norman Miners, “Constitutional Reforms in 1945-1952 and 1984-1989”.
As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 11.
[6] (1)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第83頁。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2; (2)Leo F Goodstadt, Uneasy
Partners – The Conflict Between Public Interest and Private Profit in Hong Kong,
p56.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3)Norman Miners, “Constitutional
Reforms in 1945-1952 and 1984-1989”.
[7] 葛量洪是最能夠應付祖家政府的港督，他能夠拒絶執行倫敦的意旨而又免受制裁。Uneasy Partners, p56.
[8] 劉潤和《香港市議會史》，第83-91頁。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2002。
[9] 葛量洪著、曾景安譯：《葛量洪回憶錄》，第146頁。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4.9。
[10] 《香港市議會史》，第90頁。
[11] Uneasy Partners, p57. 這種將意見與政府相近的商人代表安插在主要決策組織的政策，一直維持至1992年彭定康接任港督為止。
[12] Suzanne Pepper, Keeping
Democracy at Bay: Hong Kong and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
pp129-130.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