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頸嶺』與蘭尼的悲劇 (一)

不少人都知道，『調景嶺』以前有一個恐怖的名字 – 『吊頸嶺』。有個叫蘭尼的洋人，在那裡開了間麵粉廠，因生意失敗而自殺，傳說他是吊頸死的，那地方因而得名。其實那洋人是跳海自殺，並非吊頸。

那麼，夠竟『吊頸嶺』這名字是怎樣出現的呢？蘭尼是什麼人？為什麼來香港？為什麼做麵粉生意？生意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會走上絶路？他死後麵粉廠下場如何？這些問題都是這篇文章想探討的。

加拿大出生

蘭尼洋名Alfred Herbert Rennie，是加拿大人，1857年11月17日出生於安大略省一個知名望族。

蘭尼先後在咸美頓文法學校 (Hamilton Grammar School) 、多倫多的上加拿大書院 (Upper Canada College) 以及多倫多大學就讀。

涉足商界

大學畢業後，蘭尼當上滿地可銀行總裁兼國會議員當奴史勿夫 (Donald A Smith) 的私人秘書。

當時加拿大正在籌備建築一條連接東西岸的鐵路，即後來的加拿大太平洋鐵路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史勿夫有意在計劃中分一杯羮，決定先買下一條由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及聖保羅申延到加拿大明尼吐巴省 (Manitoba) 邊境的一條鐵路。

他派出得力助手占士希爾 (James J Hill，後來成為鐵路業大亨)，跟該鐵路公司負責人討價還價，而蘭尼就充當Hill的助手。這項投資後來證明十分成功，而蘭尼亦從這次任務中學了不少政治和商業上的寶貴經驗[A1] 。他這份工作亦在將來間接將他帶進麵粉貿易。

轉來遠東

1885年，28歲的蘭尼出任明尼吐巴省 (Manitoba) 省長兼財政部長John Norquay的機密顧問兼私人秘書。

1889年他被派到英國，為明尼吐巴省爭取一大筆借款。這項差事完成後，蘭尼就取道美國來到東方的香港。

當年的香港報章都没有交待他來香港的原因，只有一篇在1908年發表於美國一份麵粉業雜誌的文章，指他正準備回加之際，忽然接到加政府命令，到香港擔任外交職務[A2] 。

當香港公務員

來到香港後不久，他加入了香港政府當公務員，這次轉變的原因筆者還未找到任何解釋。

總之，他於1890年7月15日加入工務局擔任負責書信的文員 (correspondence clerk)。兩年之後 (1892年)，他出任要職，擔任署理助理港務長[A3]  (Acting Assistant Harbour Master)，以及署理水警司 (Acting Superintendent of Water Police[A4] )。

1893年7月1日他又出任潔淨局署理秘書長 (Acting Secretary of the Sanitary Board) 以及署理衛生監督(?) (Acting Sanitary Superintendent)。

副業推銷麵粉

在公職以外，蘭尼還有他的副業 – 擔任一些美國麵粉生產商的東方代理人，推銷這些公司的麵粉產品。

原來他來亞洲時途經美國，曾帶著一封加拿大太平洋鐵路公司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總裁Sir William Van Home寫的介紹信，前往華盛頓州的波特蘭麵粉公司 (Portland Flouring Mills Co)，求見該公司創辦人兼總經理韋恪士 (Theodore B Wilcox)[A5] 。

當時美國西北部 (華盛頓州、俄勒岡州) 是全國麵粉業發展得最快的地方[A6] ，而美國的麵粉業很想擴展到龐大的亞洲市場，對中國市場尤其感到興趣。

那時的蘭尼對麵粉業務一無所知，但顯然他給了韋恪士甚佳的印象 (又或者那封介紹信寫得很有說服力)，以致這次會晤後，韋恪士就聘任他為該公司在東方的代理人[A7] 。

於是乎蘭尼在香港就一邊做公務，一邊幹他的私務。蘭尼首先受顧於波特蘭麵粉公司擁有的加州Puget Sound Milling Co，然後直接替波特蘭公司工作[A8] 。

自立門戶

很明顯他的麵粉推銷工作做得十分成功，他於1895年辭掉政府工作，專心發展麵粉生意。

那時雖然波特蘭麵粉公司的品牌在中國及很多其他亞洲國家都很受歡迎，但與各國入口商接觸的是蘭尼，中國人認識的是蘭尼，所以他覺得自己可以建立起自己的品牌[A9] ，與美國及澳洲生產的麵粉爭一日之長短[A10] 。

要建立自己品牌，便要有自己的產品，於是便想到自行興建磨坊。這位東方最成功的麵粉推銷員以為，自己推銷麵粉產品成功，生產麵粉亦一定成功。

選址照鏡灣

蘭尼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當然是資金。他雖然從麵粉推銷工作中賺取到豐厚的收入，但仍然不足夠，於是他又找富商遮打 (Sir Paul Chater) 和摩地 (H N Mody) 二人合作，由他們出資數十萬元，成立了香港麵粉有限公司 (?)  (Hongkong Milling Co Ltd)，準備興建一間遠東最大的麵粉廠。

資金有了，就要找個好的位置建廠。1898年英國向中國租借了新界，1899年正式接管，新界面積比港島和九龍加起來還要大很多，為蘭尼提供了很多選擇。

蘭尼選了鯉魚門海峽附近、屬於將軍澳區的一個平靜的小海灣興建麵粉廠，這個海灣因為附近的高山阻擋了強風，灣中波平如鏡，當時的蜑家漁民稱這海灣為『照鏡環』 (漁民稱大灣為『灣』，小灣為『環』[A11] )，英文跟蜑家人口音音譯，變成Tiu Keng Wan。

灣後的山嶺是魔鬼山 (又稱五桂山) 的延續，因海灣而得名，稱為『照鏡嶺』 (又稱『照鏡環山』)，英文是Tiu Keng Leng。

可能因為『照鏡』土話原音似廣東話的『吊頸』，而且相傳蘭尼在那裡吊頸自殺，因而『照鏡嶺』中文名後來被輾轉改成『吊頸嶺』，那海灣亦被稱為『吊頸灣』。但其實蘭尼並非吊頸死，這是後話。

大約1940年出版的日文地圖，可看到 “Tiu Keng Wan” 對上的
“Rennie’s Flour Mill” 3字，就是蘭尼的磨坊位置。

1920或1930年代出版的地圖，顯示那時稱那小海灣為『吊頸灣』。

 

現時照鏡灣的衛星圖。

照鏡灣以北不遠就是維景灣畔。

這海灣不但可避風，而且水深，貨船可駛進灣內泊近岸邊[A12] 。蘭尼的磨坊建於海灣口北岸，位於灣畔唯一的一片平地上。據港督卜力刊於1903年8月《憲報》的報告，英國人接管新界後不久，就有人用5,000元買了魔鬼山下岸邊一塊127英畝的魚塘用地，掌故專家魯金認為這位買家就是蘭尼[A13] 。

另有網頁稱這塊地是填海得來，在政府檔案裡稱為New Kowloon Inland Lot No. 4，於1905年已經填好，面積435頃 (?)[A14] 。然而遍查當年報導麵粉廠的報章，卻没有提到這塊地是填海地，而且當時的『新九龍』應不包括將軍澳區，故此說只好存疑。

廠房建築工程需時1年，建築費約100萬元，期間得到黃埔船塢的協助，提供各種機械器件[A15] 。

磨坊設備先進，採用柴油推動的機器 (柴油由婆羅洲輸入)，聘用瑞士工程師打理；還有貨倉和碼頭設施；為華籍工人和外籍管工而設的宿舍，則設於停泊在照鏡灣內的一艘名為『楓葉號』(Maple Leaf) 的改裝船上，華籍工人就睡在船上寢倉裡數以百計的吊牀上[A16] 。

麵粉廠所需的小麥來自美國，1906年12月第一批小麥從波特蘭港口出發，當時預計每月需要消耗5,000 – 6,000噸小麥，生產不少於2,000桶 (或8,000袋) 麵粉，產品供應南中國市場。該廠並將經常貯存足夠兩個月用的小麥[A17] 。

銀行家韋玉 (定例局議員、保良局創辦人之一) 是公司的買辦，他有信心得到本港麵粉商的信任，而新公司的品牌商標設計，都是特別為討好華人市場[A18] 。

Junk Bay Flour Mills於1907年1月22日舉行啟用儀式，由署理港督梅含理主持[A19] 。港督致詞時開玩笑地說，他呼籲所有香港人由那天開始，只吃蘭尼這間廠出品的麵粉，不吃別的。

這時蘭尼和麵粉廠的前途似乎一片光明，可是，蘭尼很快就要面對殘酷的現實。

1907年的蘭尼麵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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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南華早報1908-04-16。

 [A2]E W Wright, “The Hong Kong Milling Company’s Failure”, pp 219 – 223,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28 (1988). Reprinted from the Northwestern Miller of 24 June, 1908, published at Minneapolis.

 [A3]『港務長』的中文譯法根據公務員事務局法定語文事務部編製的『政府部門常用辭彙』。

 [A4]德臣西報 (China Mail) 1908-04-15。

 [A5]“The Hong Kong Milling Company’s Failure”.

 [A6]“Flour milling in Washington -- A Brief History”, 貼於HistoryLink.org網業，2010-02-05查閱。

 [A7]“The Hong Kong Milling Company’s Failure”.

 [A8]南華早報1908-04-15。

 [A9]“The Hong Kong Milling Company’s Failure”.

 [A10]德臣西報 (China Mail) 1925-12-10。

 [A11]魯言(即魯金)：『調景嶺的變遷』，載《香港掌故(第12集)》第129-152頁，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9.3。

 [A12]德臣西報 (China Mail) 1925-12-10。

 [A13]魯言 (即魯金)：『調景嶺的變遷』，載《香港掌故 (第12集)》，第129 – 151頁，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9.3。

 [A14]網頁：http://forum.sina.com.hk/viewthread.php?tid=28318

 [A15]Hong Kong Telegraph 1907-01-23。

 [A16]士蔑西報 (Hong Kong Telegraph) 1907-01-23。

 [A17]士蔑西報 (Hong Kong Telegraph) 1906-12-18。

 [A18]士蔑西報 (Hong Kong Telegraph) 1907-01-23。

 [A19]士蔑西報 (Hong Kong Telegraph)1907-01-23。啟用儀式舉行後，蘭尼帶領眾嘉賓參觀廠房之際，摩地意外跌傷暈倒，同行的遮打立刻陪他坐船回市區治理，幸無大碍。

大新百貨公司與蔡氏家族 (五)

廣州大新毀於戰火

上海大新開張後僅一年多便爆發『七七事變』，日軍全面侵華。1938年10月20日廣州被日軍佔領，西堤大新被日機炸中起火，連續燒了四天三夜，全部貨物付諸一炬。因城內大新的貨物在廣州淪陷前都搬到西堤大新儲存，所以一同被燒光，廣州大新公司從此元氣大傷，一蹶不振。

上海大新在公共租界，暫時得以避過戰火，形成畸形繁榮局面，蔡昌善於經營，營業蒸蒸日上，又因戰時貨幣貶值，所欠麥加利銀行貸款得於1940年一次償清。但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佔領了上海租界，大新被日方派監督官管制。接著，香港亦被日軍佔領，香港大新亦受日本軍方管制，經營十分困難。

1945年8月，抗戰勝利，上海一度出現暫時性的繁榮景象，大新公司營業興旺，超過永安公司而躍居四大公司之首。

廣州方面，抗戰勝利後，廣州城內和城外大新公司由於抗日戰爭期間創傷太嚴重，未再復業。

這兩座建築至今仍然屹立著，只不過城外大新已經演變成『南方大廈國際電子數碼城』，城內大新現在叫新大新百貨公司。

放棄上海大新

上海方面好景不常，到1946年後，由於美國商品對華傾銷及發生內戰，上海百貨業面臨困境，大新公司的營業額也不斷下降，全年營業額遠較永安、新新為低。

這時，香港大新的營業卻日見好轉。於是，蔡昌於1947年帶著全家回到香港定居，滬行委託蔡惠民管理，盡量清貨，逐步將資金抽回香港。

至1948年初，滬店又遭國民政府『限價』政策的打擊，元氣大傷。原來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已大量發行當時的通用貨幣『法幣』，及至抗戰勝利，內戰開始後，國民政府為支付內戰軍費，財政赤字更直線上升，物價瘋狂上漲，社會經濟一片混亂，1948年通貨膨脹達惡性時期，法幣急劇貶值。

國民政府為挽救財政經濟危機，決定廢棄法幣，改發金圓券；限期收兌人民所有黃金、白銀、銀幣及外國幣券；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放國外之外匯資產。

發行金圓券的宗旨在於限制物價上漲，規定『全國各地各種物品及勞務價，應按照1948年8月19日各該地各種物品貨價依兌換率折合金圓券出售』。這一政策，使得商品流通癱瘓，一切交易轉入黑市，整個社會陷入混亂。

10月1日，國民政府被迫宣佈放棄『限價』政策，准許人民持有金銀外幣，並提高與金圓券的兌換率。限價政策一取消，物價再度猛漲，金圓券急劇貶值，從初發行時的最高面額100百元，最後竟出現50萬元、100萬元一張的巨額大票。金圓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廢紙，國民政府財政金融陷於全面崩潰[A1] 。

這種情況更使蔡昌下決心放棄上海的生意。及至大陸政權易手前夕，蔡昌又命滬行幾名代理人員先後離滬去港，專注於港行的經營，而滬行則形成既無資方、又無資金的局面，僅由職工組織『企業維持委員會』維持營業。

後來蔡昌從報刊上獲悉中共政權對私營工商業實行所謂『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1950年2月，上海大新公司職工派代表赴港，向蔡昌宣傳政府政策，希望他早日回滬與全體職工共同經營企業。蔡昌當即表示允予考慮，遂先行電匯上海大新公司港幣3萬元，後來由於年老體衰，行動不便，且猶豫未決，終未成行。但上海大新仍由其胞弟蔡偉民任總經理。

1951年蔡昌因病在香港去世。上海大新公司於1953年11月改為國營上海第一百貨商店。

蔡昌因盲腸炎逝世

蔡昌在國內及香港都曾任多項公職。1929年他獲委為4月29日成立的中山縣訓政委員會委員，翌年2月曾就縣中建設事宜到首都南京與中央官員商討。

1935年10月，又因發生中山縣民控告中山縣長楊子毅一事，在上海被行政院長孫科召見，原來孫科是中山人，對故鄉的事特別關心，於是向蔡昌詢問其事，並派他前往廣東，將孫科及其他訓政委員的意見向西南當局轉達，『以期無枉無縱』。[A2]

蔡昌又曾任中山商會值事，華商總會理事，廣州方便醫院主席，以及其他多個華僑團體的理監事。

二戰後蔡昌長住香港，任保良局總理，並於1949-1950年那一屆當選主席。他又曾任香港東華三院總理、香港中山海外同鄉濟難總會委員等職。

網上很多網頁都指蔡昌於1953年病逝，其實是以訛傳訛。蔡昌於1950年患上慢性盲腸炎，醫生主張開刀割除，但蔡昌認為自己年事已高，拒絶施手術。

翌年 (1951年) 7月第一個星期某天，蔡昌偕友人到香港仔吃海鮮啖茘枝，回家後感到不適，立刻就醫診斷，驗出是急性盲腸炎，可是延至7月13日晨才入院施手術，但已返魂無術，享年75歲[A3] 。

蔡昌遺體於7月14日在堅道3號蔡家大宅大歛，15日下午時在般咸道合一堂舉行安息禮拜，隨即出殯，下葬薄扶林道華人基督教墳場[A4] 。

蔡昌遺下兩子一女，兩名兒子迺誠、惠霖早年留學美國，當時均為香港大新副經理。蔡昌夫人梁信慈則已於早一年因腦溢血逝世。

蔡昌夫婦及其母親和後人均下葬薄扶林華人基督教墳場，
他們的墓碑羣四周由深啡色牆圍繞著，明顯地自成一角。

蔡興逝世

蔡昌兄長蔡興亦於1957年4月16日辭世。蔡興雖與蔡昌聯手創辦了大新，他卻將大新業務交由蔡昌打理，自己則集中精力於先施的發展。

他於1919至1955年擔任香港先施的董事會主席，1937年更任總監督及司理，至1955年才辭去所有職務。另外他亦大力參與廣州及上海先施、上海東亞酒店等業務，還有香港先施的保險、人壽、化妝品生意，以及九龍先施的發展。

他還辦過或參與過馬玉山餅乾公司、興華制面廠、華洋織造廠、中華糖廠，中國郵船公司、中澳航業公司等，還擔任廣東銀行、國民銀行、香安燕梳公司及永生公司的董事或主席，為香港早期華資企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他曾先後獲港府委為保良局紳、團防局紳，並多次獲選為華東醫院總理、華商總會幹事值理、中山僑商會所主席。1923年還獲廣東省長禮聘為顧問。他還曾捐資家鄉創辦禮和男女學校、修建岐光醫院。

大新百貨結業

蔡昌病逝後，由兒子出掌香港大新，約20年後大新終於易手。1972年5月，『均隆 (香港) 有限公司』宣佈收購全部大新股份，收購的除了德輔道中的大新百貨外，還有堅尼地城的一座佔地8,500呎的大新貨倉[A5] 。

被均隆收購後不久，大新於同年12月又與『公和企業有限公司』合併，由公和入主大新。公和是當時本港著名建築集團之一，山頂的爐峰大廈、半山的梅塔、中區的萬國普通銀行大廈均為該公司所興建。該公司有意染指地產業，合併大新是為了它的兩個地盤。

合併後公和於1973年3月將德輔道中大新百貨大樓拆卸，正式結束大新半個世紀有多的百貨業務；而大新則搖身一變成為建築及置業集團[A6] 。

大新百貨結束後，經過工會和公司談判，公司發給每一員工一年一個月的遣散費，另3個月代通知金，還經員工賣貨尾後抽出總銀碼10%作佣金，結果勞資雙方和洽分手。

大新的做法立下了良好的榜樣，1986年大大百貨公司因被銀行接管破產關閉，初時雙方關係緊張，後經工會介入，以大新公司的經驗作藍本，賣貨尾償員工損失，最後較為圓滿地解決了問題[A7] 。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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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金圓券』，《中國歷史(一)》，《中國大百科全書》。



[A2]工商日報1935-10-18。



[A3]當年報章均說蔡昌享年76歲，但以他出生於1875年10月25日，率於1951年7月13日，過身那年還未過生日，所以應為75歲。



[A4]工商日報、華僑日報1951-07-14、07-16。



[A5]工商日報1972-05-27。



[A6]工商日報1972-12-12、12-13。



[A7]『惡劣的勞資關係』，東方日報2001-06-22

龍門陣專欄。

大新百貨公司與蔡氏家族 (四)

重建香港總店

大新逃過擠提一劫之後，生意一帆風順，於是興起重建香港德輔道中總店的念頭。工程於1928年初展開，至1929年中完成，新大樓於7月16日重新啟業。

新店其實建於舊店的同一地點，即德輔道與永和街交界。舊店面向德輔道，新店則面向永和街，原本面向德輔道中的一列樓宇則改建為瑞興百貨 (1950年代中又改建為李寶樁大樓)。

由於永和街較狹窄，大樓外没有長廊，卻在面向永和街的櫉窗上裝上當時剛開始流行的雨篷。大樓頂部逐漸收窄，有點中國建築的味道。整座建築物用三合土興建，外牆鋪上水磨石。

大樓面積35,000呎，樓高6層，內置兩部可載12人的電梯，每層都有足夠的照明和天花吊扇。舊店只佔原大樓的3層，新大樓則全屬大新。

各層售賣不同的貨品：

一樓：襪子、手套、毛巾、手帕、帽子、內衣、浴室用品、雨傘、遮陽傘、手袋、香水、雜貨、食品雜貨、糖果、洋酒、香煙、五金、餐具。批發服務以及外幣兌換也設於這層。

二樓：首飾、象牙用品、鐘錶、攝影器材、望遠鏡、寒暑表、牀上用品、皮鞋、藥品、文具、書籍、玩具、體育用品。

三樓：布匹、中國絲綢、度身訂造的男仕服裝、皮草、刺繡、家俱、窗簾布。

四樓：家具、衣箱、旅行箱、地毯、自行車、嬰兒車、電器、收音機、玻璃用品、瓷器、漆器、樂器。

五樓：辦公室、出納部、禮券、進出口部門。

六樓：貨倉。

天台：花園。

1929年開幕的大新百貨新總店的位置，就是今天的大新行；而舊店則為
大新行、李寶樁大廈及部份維德廣場三個地段面向德輔道中的部份。

今天的大新行 – 在德輔道中與永和街交界向北望。

進軍上海

在香港及廣州的成功後，蔡昌將目光投射於上海。其實先施公司早於1914年已在上海設立分公司，4年後永安步其後塵。

1928年4月1日，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上海因為毗鄰首都，加之為對外貿易中心，故而大批金融機構包括四大銀行均將總部設立於此。上海的全國經濟與金融中心地位更加鞏固。

蔡昌看準上海是未來發展機會，於是繼重建香港總店之後，進軍上海成為下一階段的發展目標。

百貨零售講究地利，蔡昌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選擇公司位置，他連續幾天親自在南京路幾個熱鬧街口觀察人流量，用豆粒在布袋中計數，最後選定南京路、西藏路、勞合路（今六合路）交匯處為設店地點（即今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所在地），在那裡買了8畝多的地。這裏原是20世紀初建造的聯排式里弄住宅『憶鑫里』，十字路口轉角處則是英美煙草公司代銷店『榮昌祥』。

可是，蔡昌的鴻圖大計受到日本侵華的打擊，1932年1月28日，日本借口5名日本僧人在上海三友實業社門前被中國工人毆打，挑起『一二八事變』，中日在閘北一帶引發激烈的軍事衝突，持續時間長達一個多月。衝突期間華區受到嚴重破壞，公共租界則没有受到襲擊，事後很快便回復正常。

上海大新在香港註冊，資本600萬元 (其中100萬元是廣州大新公司撥款先行佔股)，蔡昌最初擔心政局動盪會影響公司招股，幸而上海商業能夠迅速復元，令到大新的融資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新大樓於1934年11月19日破土動工，施工13個多月始告落成。10層高樓，總面積達1.7萬多平方米，為上海四大公司（即先施、永安、大新、新新）之冠。大樓仿照日本大阪大丸百貨公司的建築造型，為綜合性商業大廈設計，外觀比先施、永安、新新公司更為新式。外牆鋪上一式乳黃色的釉面瓷磚，底層外部砌花崗石。大樓有三面環繞的18扇大櫥窗。室內設計採光明亮，通風良好，並有冷暖氣設備，可調節室內溫度，四季如春。

內部裝修用料講究，耗資巨大，因此大廈落成，待進貨上櫃時，所集資金已差不多用完，於是以新廈作抵押，向英資麥加利銀行 (即渣打銀行) 以高息借得巨額貸款作為流動資金，購入各類商品，其中60％為舶來進口貨。

蔡昌自任董事會主席兼總監督，弟弟蔡慧民任經理、子蔡乃誠任副經理。全體職工800-900人，除少數從粵、港調來或經人介紹外，其餘均為經過嚴格挑選的本地人。

上海大新於1936年1月10日正式開張，大樓地下室及一、二、三樓為百貨商場，面積達1.7萬多平方米，為全國百貨商業之冠。

店內商品琳琅滿目，擺設新穎整齊，一目了然。營業員服式整齊劃一，男的穿黑色中山裝、黑皮鞋，女穿玫瑰色旗袍，食品及醫藥部外罩白大衣，一律胸佩商店編號襟章，部長則西服領帶。商場全部清潔工作外判予清潔公司，以確保場地清潔衛生。

室內設有電梯6部，其中一部專供運貨之用，此外又從美國沃的斯公司購得自動電梯兩座，分別從底層到二樓及二樓到三樓，每分鐘行速達90英尺，每小時可供4000人上下，當時是遠東首家使用。

上海大新在開幕前已連日在當地各大報刊賣廣告宣傳，以致開張那天早上7時起已有人在門口等候，商場10時開門營業後，南京路上人山人海，由於過於擁擠，場內亟需整頓，不得不於下午4時提前停止營業。

除百貨商場外，新廈其他樓層功能如下：

4樓 – 畫廳展覽室及總辦公室

5樓 – 大新舞廳及大新五層樓酒家，供應中西酒菜宴筵

6-10樓 – 大新遊樂場，內辟電影場、各種遊樂劇場及屋頂花園，每天可容納顧客兩萬人次。

大新公司成為上海四大華商環球百貨公司之一，且後來居上，營業額逐步超過比鄰的先施及新新公司。1936－1939年的上海大新每年的營業額達300萬－400萬元。

蔡昌吸取先施公司內部會計分歧之教訓，讓香港、廣州和上海三處公司各自獨立，盈虧自理。他本人以董事會主席兼總監督身份，常駐上海，一年中分別巡視港粵兩行。

上海大新

上海大新

上海大新的亞洲第一部扶手電梯。站在梯口身穿西裝的似乎是蔡昌。1949年後這部扶手電梯被拆除，至1990年代，大新公司已經化身成為上海第一百貨商店，這部電梯才再次出現時。

大新百貨公司與蔡氏家族 (三)

廣州分行

在香港站穩腳後，蔡氏兄弟把大新的業務擴展到國內。大新的競爭對手先施早已進軍大陸，於1912年在廣州長堤開始分店，而先施和永安還籌備上海分店。

大新選中廣州城內惠愛中路（即現在的中山五路新大新址）為廣州分行地點，分店於1916年開張。

這家分行主要經營百貨零售業，兼營天台遊樂場、酒菜部、飲冰室和浴室等。其建築起初是一座5層磚木水泥混合結構建設的大樓，約有職工180人。

1918年又在西堤開設支行。西堤支行是一座12層的鋼筋混凝土大廈，開張時只完成了幾層，其餘的以後幾年慢慢建成，成為1920年代初期廣州最高的大廈。

大樓1-7層為百貨公司，最高3層為涼台式小樓和天台，天台建成遊樂場所。它不僅自置有供水、發電等設備，還裝了4部升降機接載客人。

1-4樓設有一條環形的汽車小道，汽車可沿著樓的四周蜿蜒而上直接通到四樓，其獨特設計為當時國內罕見，開業後營業額領先於同業。

當時廣州市民稱西堤大新公司為『城外大新』，稱惠愛中路大新公司為『城內大新』。城內大新公司西側那條小街便以蔡昌、蔡興兩兄弟的名字命名，稱為『昌興街』，一直沿用至今天。

當時昌興街的服裝店舖成行成市，由於大新公司吸引大批顧客，很多人到這裏選購衣服或布料。

西堤大新今天已演變成南方大廈國際電子數碼城。

『五四運動』衝擊大新

大新開辦了廣州分店，形勢似乎一片大好。想不到1919年一次學生愛國運動風潮，險些令開業僅7年的大新没頂。

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8年結束，1919年1月，戰勝國在巴黎舉行和平會議。中國為戰勝國之一，在會上提出廢除外國在華勢力範圍、撤退外國在華駐軍等七項要求，並希望取消日本強加的「二十一條」。列強不但拒絕中國的要求，而且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

北洋政府在國內強大的反對聲音下仍然簽字，出賣了國家利益。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學生遊行示威，提出了「外抗強權 (一說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並襲擊親日官員。

北洋政府下令鎮壓學生運動，學生於5月19日宣佈罷課，並向全國各省發出宣言，各省學生和各界紛紛響應支持，五四浪潮真撲全國。

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遊行示威。

五四浪潮很快傳到南方，香港因為港英政府的壓制 (英國與日本簽訂了英日同盟)，以及華商組成的上層華人出於政治、商業及個人利益考慮没有熱心介入，兼且缺乏渴求新知識的學術團體，雖亦出現抵制日貨的活動，但並無更激烈的行動[A1] 。

廣東方面，廣東省軍政府對反日活動採取容忍態度，廣州市民亦宣告響應抵制日貨，學生到各零售店，甚至到海關那裡檢查，看看有没有進口或售賣日本貨，而市政府亦容許他們這樣做。

許多商店接受了學生的檢查，不再買賣日貨。可是大新和先施及真光三間廣州最大的百貨公司，均不理會學生的勸告，繼續經營日貨[A2] 。

5月30日黃昏，廣州有人群由東堤出發，沿著堤岸遊行示威，每遇戴日本製帽子的途人，便將其帽奪去弄毀。他們還到各大百貨公司，要求罷賣日貨。

遊行隊伍首先來到長堤先施，他們要求先施不要再賣日本的『劣質貨』，先施立刻貼出『不再賣日貨』的告示，示威者便放過先施，繼續前進。

晚上將近9時，示威行列最前的數人抵達西堤大新公司門前，高聲叫喊，要求毀滅所有所謂『劣質貨』。

大新可不像先施那麼容易就範，公司僱有大批保安員，手持裝上刺刀的長槍 (裝的卻是空彈)，守衛著公司大門。

保安員粗暴驅趕剛到達的數名示威者，公司高層則急電警局求助。不久，一隊警員趕至，但那時大批示威群眾已聚集在大新門前。警員向天空發射空彈，企圖驅散群眾，示威者並未被嚇退，反而更加憤怒，開始向大新的玻璃窗櫉擲石。

到這地步廣州警方已無能為力，他們没有現代的防暴裝備和技術，除非真的向群眾開槍；一群學生出來干預，請求群眾不要再攻擊大新，但亦無效。

這時有人在大新門外點起火堆，將能夠找到的日製草帽都丟進火裡燒毀。

部份大新公司職員見警方未能驅散群眾，竟然跑到公司大樓上層，從高處擲下磚塊、玻璃樽和火水，傷了數名示威者。他們這樣做是火上加油，示威群眾更加不肯罷休。

至晚上11時半，群眾還未肯散去，大新的保安員這時又向天空發射空彈。

這次事件，大新公司的玻璃窗櫉被擊破，一樓部份貨品被毀[A3] ，但比較隨後半年發生的事情，這次事件給大新造成的損失還不算嚴重。

大新『擠提』

5月30日圍攻大新事件之後，大新仍然没有妥協，而反日組織則繼續抵制不合作的商店，並騷擾到那裡購物的市民。
他們派人守候在大新門前，一見有人客購物之後從裡面出來，立刻上前在他們衣服上蓋上『此人是國賊』或『不名譽婦人』的印章。

這種滋擾當然影響大新的零售生意，但未致於動搖公司的根本，最致命的是大新兼營存款服務，而抵制行動引發存款客戶對大新的擠提[A4] 。

原來香港在1948年訂立『銀行業條例』監管銀行之前，任何人、合伙或公司都可以自由從事銀行業務，無須申請牌照，也無須理會什麼貸存比率[A5] 。

大新拿了客戶的存款，就用來買貨，當大新在廣州被抵制後，客戶對該公司失去信心，紛紛提取存款，令它出現現金短缺，無法退還存款。

險被清盤

其中一名存戶 – 金孖素於仁燕梳公司 (Commercial Union Assurance Co Ltd) 的陳少卿，於1919年10月17日入禀法院，指大新欠他5,000元存款，要求將大新清盤。

據陳少卿的入禀狀指出，大新當時接受的活期存款多達145萬元，而 (因為擠提) 存戶要求提取的存款約50萬元，大新不單止無法退還這50萬元，而且另外欠債255萬9千元。

陳少卿入禀後，大新與各債主多次開會商討，終於成功令他們相信大新雖然一時未能將債務全數贘還，但由於大新的非流動資產價值其實大大多於負債數目，只要給予足夠時間，大新定能清還所有債務；如強令大新清盤則兩敗俱傷。

當時大新的註冊資本是250萬元，認購資本220萬，每股100元。大新提議重整債務，計劃是將公司持有的股份減至每股50元，將餘額讓公眾認購，希望可以籌得至少50萬元現金以應燃眉之急。

清盤聆訊於11月4日開始，11月7日陳少卿撤銷清盤要求，大新起死回生[A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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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1]陳學然：《五四在香港 ─ 殖民情境、民旅主義及本土意識》，第97-98頁，香港：中華書局，2014.4。

 [A2]陳志華：『廣東的「五四」運動』，大公報1999-05-05。

 [A3]Hong Kong Telegraph 1919-11-07.

 [A4]華字日報1919-10-28。

 [A5]馮邦彥：《香港金融業百年》，第90-91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7.1。

 [A6]華字日報1919-11-05、11-08；Hong Kong Telegraph 1919-10-27、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