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19日 星期五

余東旋家族與余仁生 (3)

『余仁生』增匯款服務

鞏固錫礦業、進軍橡膠業之餘,余東旋還決定改革父親來馬來亞後經營的第一項生意 - 雜貨店兼中藥店。

他首先於1910-1911年間將店名由『仁生』改為『余仁生』,以突顯家族與該連鎖店的關係,藉以建立家族品牌。他曾受西方教育,為余仁生建立西方管理的雛型,余義明表示,在辛亥革命期間,基於時局混亂,余仁生開始經兼營款業務,為星馬一帶的礦工及僑胞,提供較安全的款服務。「當時,余仁生分別在南洋及香港設有店舖,因這個有利條件,便順勢兼營副業,從中收取小額服務費[A1] 。」

其實余仁生的匯款服務早於辛亥革命前已經開始,這項服務至遲於1908年已存在[A2] 。據估計,晚清期間從華南到南洋各地謀生的華工約200萬[A3] ,他們都需要將積蓄匯回家鄉,這門生意利潤很可觀,後來還救了余家的生意,這是後話。

余義明說:「顧客先到星馬的余仁生店舖存款,我們便以掛號形式,將提款單寄予香港及廣東一帶的收款人,客人可以憑提款單,在香港余仁生收錢。」

他說,由於「余仁生」信譽好,不少手持提款單的人,可以憑單到其他店舖購物,以提款單直接付款,而毋須先行提取款項,活像現時的現金支票一樣[A4] 。(原來這項服務今天依然存在,只是用的人已少之又少了。)

余仁生店由最初在霧邊和金寶兩地,逐漸申展到檳城、怡保、吉隆坡、香港和星加坡等地。
其中星加坡店成立於1910年,位於星洲橋南路,而余東旋一家亦搬到星洲居住。

香港的 「余仁生」 於在1909[A5] 創建,並把廣州的藥廠搬到香港,總行地址就位於文咸東街[A6] 1917年遷至上環皇后大道中 109 - 115 (租庇利) 一塊8,799平方呎的地段,樓高4層。至1990年地皮以9,000萬港元賣給長江[A7] ,余仁生店則遷往皇后大道中152-156號至今。

怡保的余仁生店,建於1907年。

兼營銀行

余東旋對匯款業的興趣逐漸帶引他闖進銀行業。事實上,20世紀初已有不少華商開始經營銀行業,首先是1903年粵籍資本家創辦新加坡華益銀行,此後還有四海通銀行 (1906)和華商銀行 (1912)[A8]

二次大戰期間,英國和歐洲資金紛紛退出亞洲,西方銀行這時的業務大不如前,這個政經真空為華商創造了機會[A9] 。1917年華商又創辦了和豐銀行,1919年又有華南銀行出現[A10]

余東旋終於在1920年與另一位粵籍富商吳勝鵬合作創辦利華銀行,專門服務粵籍華僑。余家為銀行的大股東,相信與他們的匯款業有很大關係[A11] 。這間銀行後來成為東南亞規模最大的華資銀行之一,分行遍佈於南洋各地,包括香港。


社會地位崇高

余家之所以成功,除了他們商業頭腦靈活之外,還因為他們做好各方面的人際關係,以及與政府的關係,逐漸積累政治資本。而隨著財富的積累,他們的社會地方亦越來越高。

1903年,余東旋向清政府買了一個官銜。他接手父業僅10年,便成為東南亞的大慈善家。他還當上反鴉片會 (Anti-Opium Society) 的副會長 (當時國際上出現反鴉片潮流)、近打谷衛生局 (Kinta Valley Sanitary Board) 成員。1911至1920年更任馬來聯邦四州府議政局 (Federal Council of Malaya) 議員,是該局第一位華人議員,殖民地政府頒了個寶星勛章給他。

余東旋在英國殖民地發展,當然没有忘記『孝敬』英國這位大老闆。1911年他到歐洲遊歷了8個月,順道帶長子經鑄到英國讀書,在英期間他捐贈鉅款予英國,深得英國政府嘉許[A12]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慷慨解囊,先於1915年6月捐了一隻戰鬥機給英國政府,後又出資6,000鎊買了一部坦克車送給英國。當年的軍需大臣Addison找人將坦克車畫成一張油畫,回贈予余東旋,以表謝意。戰後英皇還於1919年頒了一個OBE勛銜給他。

1940年6月他又捐出50,000港元予英國的戰爭基金,是個人捐獻中最大的一筆[A13]

余東旋於1918年到訪香港時,亦捐了55,000元予香港大學。


堂弟為黃花崗烈士

余家在星馬當地扮演的重要角色大家都知道,不過其實他們對我國清末的革命亦作出了貢獻,但作出貢獻的不是余東旋,而是他的堂弟、年僅18歲的余東雄。



清朝末年,孫中山曾數次去到馬來亞各地,甚至深入霹靂州各城鄉礦地宣傳革命和籌募義款。

1910年孫中山再到馬來亞宣揚革命思想,期間曾到訪霧邊,余東旋身為當地僑領,當然是他負責接待孫中山。余安排孫在當地的礦工俱樂部靄樓演講,靄樓是礦工聚會消遣的會所及康樂體育會[A14] ,也是務邊第一個社團,余東旋是靄樓俱樂部的發起人之一。演講之外,孫中山還在靄樓住了大約兩個晚上。

雖然余東旋這次接待了孫中山,但並不表示他支持孫的革命思想和活動。事實上,余東旋對以武力推翻滿清政府這個想法並不認同,他反而支持康有為的改革理念,所以當康有為於1898年百日維新失敗後逃亡馬來亞時,曾招呼他到自己家居住。

另一方面,對於洪門、同盟會甚至孫中山向他募捐,他都斷然拒絶。為此,他那個1908年已加入同盟會的堂弟余東雄曾逝言要殺他,令他多次遷居躱避。他更擔心支持孫中山的黑社會分子會綁架他或他家人,以索取贖金。

為自身和家人安全,他於1910年決定帶著1908年來到馬來亞與他團聚的母親,遷往治安令他較放心的星加坡。

1911年孫中山在檳城策劃廣州起義。槍法了得的余東雄瞞著母親,寫下遺書,與其生死之交、僅19歲的郭繼枚,於3月同赴香港跟隨黃興參加4月的廣州起義。
余東雄是余東旋叔父余廣進的兒子,雖然這個叔父是他的殺母仇人,但余東旋於他在1904年逝世後,決心照顧他的兒子。縱使東雄要殺他,他還是繼續將自己當作是他的代父,知道他要回中國參加起義,便設法阻止。

他通知所有仁生店及其僱員,以及他的生意伙伴,尤其是那些在香港的,不要借錢給余東雄。可是,他還是籌得去廣州的旅費。

在廣州,黃興希望懂得武術的人當敢死隊攻打兩廣總督衙門,來自馬來亞的李炳輝便推薦同鄉余東雄與郭繼枚。

4月23日起義時,余東雄與羅仲霍、何克夫等持炸彈轟擊兩廣總督府,擊斃多名清軍,沖入衙內,未料張鳴岐總督已從後門逃逸,余東雄等撤出督署時與大批清兵相遇,被清兵包圍,寡不敵眾,全部犧牲。余東雄是殉難者中最年輕的一位。

余郭二人曝屍衙門,後來被殮葬於黃花崗,成為烈士。余東旋毅然負起照料二人家屬的義務,但二人年輕,皆未留下後代。

今日新加坡的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的入口處,佇立著4座黃花崗烈士的銅像供人憑弔。其中兩座持刀槍的銅像就是余東雄和郭繼枚。


橡膠業不景

意想不到的是,第一次大戰為馬來亞的橡膠業帶來重大打擊。戰爭開始後,美國工業集中生產軍需品,汽車工業不景,美國大量減少橡膠入口,馬來亞很多華人橡膠商因而破產。1922年起馬來亞政府限制橡膠生產與出口,以免被美資乘虛而入。

1929年發生的世界經濟大蕭條,進一步打擊已經病重的橡膠業;而美國汽車業則每況愈下,令情況雪上加霜。

橡膠業不景令很多華人富商破產,其中包括余東旋的老友陳嘉庚;但余東旋則在這非常時期重組家族業務,因而得以渡過難關。
 

匯款業救命

余東旋的策略是將家族生意的重心由橡膠業和錫礦業轉移到從南洋匯款到中國的業務;並將家族生意的總部遷往香港。

由於余仁生店在馬來半島以外地方遍地開花,其客戶已不限於余東旋在馬來亞的錫礦和橡膠園工人。至1920年代末期,余仁生已成為東南亞最大的匯款代理之一[A15] 。余家藉著在匯款業上賺得的龐大利潤,得以避過錫和橡膠價在世界市場上波動的傷害。

余東旋街與戲院

余東旋在移居香港之前,在星洲留下了他的印記,除了豪華的府第之外,還有一條街以他的名字命名。

原來1919年余東旋重建了破舊的哇央街的一段,之後這條街便叫『余東旋街』,至今不變,這條街位於現今的牛車水區內,連接著新橋路。

今天的余東旋街。

當年余東旋之所以有此舉動,原來與他一位姨太太有關。話說該姨太太很喜歡看粵劇,常到慶維新和慶升平兩間戲院看戲。一次戲班班主得罪了她,余東旋為了替她出一口氣,便把兩間戲院買下來,並把戲院前的一段哇央街重建。

1927年,余東旋把兩間戲院拆卸,改建為『天演舞台』,繼續提供場地給粵劇團演出,曾有不少國內的大明星前來這裡演出宣傳。1938年,戲院租了給邵氏公司,易名為『皇后戲院』 (Queen’s Theatre),專放映無聲電影。

原為『天演舞台』的『皇后戲院』,於1942年,日佔時期,又改名為大和劇場。戰後改名為大華戲院Majestic Theatre,公映粵語片。2003改成大華商場The Majestic。

移居香港

如前文所述,需要匯款的顧客先到南洋各地的余仁生店舖存款,余仁生便以掛號形式,將提款單寄予香港,再轉至廣東一帶的收款人,客人可以憑提款單在余仁生店收錢。

香港既然成為這個匯款網絡的分發中心,而匯款業務又成為余仁生的核心業務,余東旋便於1931年從星加坡搬到香港居住。

余東旋離開馬來亞另一原因,是當地馬拉人的民族主義抬頭,而華人圈子內又出現國共之分,令他覺得越來越難保持中立。

余東旋之移居香港,還與家庭因素有關。他母親梁氏於1927年2月9日在星加坡家中病逝,而1930年星洲又發生家變。

話說余東旋於1930年在香港逗留一段時間,期間他在星加坡的幾位妻子趁他不在,聘請導師到余家大宅教她們跳舞。在那年代這被認為是有傷風化的行為,余東旋知道後勃然大怒,在第5妻廖正而慫恿下,將星洲那幾位夫人全部休了,廖正而就答應照顧那些母親被休的子女[A16]

余東旋母親已去,妻子又令他傷心,更令他對星洲再没有什麼眷戀,加強了他來香港發展的決心。在香港廖正而成為唯一的余東旋夫人。

1932年1月7日,余東旋在星洲成立余東旋有限公司,以管理他在東南亞的物業,但他卻從香港搖控公司業務。

在香港,余東旋利用匯款服務帶來的利潤,以及客戶托匯的現金,投資於不同的商業領域,其中最重要的,相信大家猜會到,當然是地產業。至1932年,余東旋在香港已擁有約100塊地皮。在1930年代餘下時間,因為世界經濟蕭條,余東旋趁低吸納,又買了近300塊地,全部是中區、跑馬地、淺水灣等地區的地王[A17]

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余東旋為自己興建的三座宏偉的府第。









 [A1]『早年兼營款業務』,蘋果日報2001-09-30


 [A2]鍾寶賢教授論文。


 [A3]劉平:『晚清“下南洋”移民:“契約華工”約200萬人』。


 [A4]『早年兼營款業務』,蘋果日報2001-09-30


 [A5]一說1917年。但既然1911年辛亥革命前已開設匯款服務,理應早年便已在香港有分店。


 [A6]馮邦彥:《香港華資財團1841-1997》,第125頁。香港:三聯書店,1997.9


 [A7]《余東旋傳記》第151 – 152頁。


 [A8]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第198頁。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3


 [A9]鍾寶賢教授論文。


 [A10]李恩涵:《東南亞華人史》,第198頁。


 [A11]鍾寶賢教授論文。


 [A12]星島日報1941-05-12


 [A13]The Straits Times, 1940-06-16.


 [A14]雖然今天務邊的採礦活動已完全停止,靄樓還繼續存在,繼續是老人家休閒娛樂的場所,該俱樂部每兩年還辦一次聚會。


 [A15]鍾寶賢教授論文。


 [A16]《余東旋傳記》第106 – 107頁。


 [A17]《余東旋傳記》第154 – 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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